市委工作会议于1966年7月31日开会后，大会秘书处于8月2日将《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教育黑线头目王金鼎》一文印发给宣传文教口各组，进行揭发批判。8月3日，《天津日报》第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和整版的篇幅点名批判市委文教政治部主任王金鼎。大标题是：“我市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勇奋战，声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金鼎反革命罪行”。副题是：“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王金鼎压制革命群众运动，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贯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极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工农、革命干部子女，妄图把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进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金鼎当时参加了市委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表现沉着、冷静，说自己是天津教育界的“祖师爷”，正像毛主席说的，不打倒阎王，解放不了小鬼。

　　王金鼎同志是天津市领导干部中受到报纸点名批判的第一人。但在文教系统中，他并不是受到报纸批判的第一人。在这之前，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娄平和党委委员、副校长吴大任已先后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被公开点名批判。那时，南开大学党的工作归属河北省。王金鼎当时没有出席在京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家主持工作。“文革”首先是从学校开展的，他作为文教系统的负责人，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在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市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已经决定对王金鼎进行点名批判。在这期间，市委曾召集部分区局以上领导干部来京开过一次会议，部署“文革”工作，一位主要领导同志也讲到对文教政治部主任公开点名批判。

　　王金鼎同志是当年天津市老干部中惟一当过教授的人。天津市当年进城的当过教授的有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松龄，人们尊称为黄老，1952年调中央。王金鼎当教授，同他的革命经历却有直接关系。他于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青救会工作，1942年被派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于当年进天津达仁学院读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毕业以后在天津工商学院（后改为津沽大学）任讲师，后来当了教授。在1948年前夕，他通过关系做过争取国民党警察队伍归顺工作。1949年4月，他和其他两位同志被军管会派到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建立党支部，进行组织整顿和教学改革。1951年1月，津沽大学师生自动成立校政改革委员会，要求将不执行新中国教育政策的副校长卜相贤（法国人）、教育长、秘书长等人的职务撤销，校董事会据此撤销了卜相贤等人职务，并聘请该校商学院财会系主任李宝震为副校长，聘请王金鼎为教育长，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1956年市委文教部成立时，王金鼎就任副部长，1960年任部长（1964年改为文教政治部），经常列席常委会议。我因参加会议记录工作，听金鼎的发言，观点鲜明，条分缕析，言之成理，没有“哼哼哈哈”的官腔，没有徒托空言。毛泽东于1957年3月17日晚，在市人民礼堂给天津领导干部做重要讲话时，幽默地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大学教授？台下只有两个人举了手。一位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另一位就是王金鼎。当时石坚同志正坐在金鼎的旁边。金鼎当时有些迟疑，在石坚的鼓励下举了手。

　　对王金鼎公开点名批判以后，在社会上立即掀起揭发批判高潮。登报点名的当天，有南开大学等70多单位上万人到市委门前表态，声讨王金鼎。报上同时发表工农兵代表多篇批判文章。请看1966年8月4日《天津日报》的报道：“昨天，天津市大、中、小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看到报纸上发表了声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金鼎的反革命罪行的消息后，无比欢欣鼓舞，心情万分激动，从上午到深夜，成千上万的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结队前往中共天津市委，热烈欢呼我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8月5日《天津日报》通栏大标题报道：“本市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纷纷举行集会，声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金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人们看了这类报道可能很不理解，其实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

　　与此同时，市委工作会议主要是宣传文教口通过小组会议、中型会议以及吸收会外人员参加，对王金鼎集中进行揭发批判。请看当时是怎样批判王金鼎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王金鼎在教育系统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开会就是讲提高教学质量。1958年大跃进以后形势很好，人们搞勤工俭学，他却说劳动多了。1959年他竟提出以教学为中心。去年又提出六分之五的时间搞教学，六分之一的时间为党团活动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本就插不进去。”王金鼎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讲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被“上纲上线”受到批判。1959年他乘汽车去承德，司机揭发他沿路看到名胜古迹，讲起来滔滔不绝，“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一句关于毛主席教导的话”，说他“丑态百出，哪有半点革命者的气味！”还批判他“散布阶级调和，保护包庇坏人”，说他提出在学生之间不要互相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要歧视他们，不要让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背上包袱。1957年《人民日报》要发表南开大学某教授的右派言论并加编者按语时，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同意，后来《人民日报》还是发了。人们揭发他多次为我市两位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医学专家说话，批评这两位专家所在的单位“对右派太狠了”，说这两位专家有真本事，要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王金鼎何错之有？历史常常给人开个玩笑，当年对王金鼎所批判的，现在看来都正是要做的。美国学者威尔·杜兰说：“斯宾诺莎告诉我们，如果希望现在和未来与过去不同，应该研究过去，发现使过去成为过去的理由，并且善加运用不同的理由。”我曾思忖，透过一位又一位老同志的遭遇，真正“发现使过去成为过去的理由”，对于发生这场大动乱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作科学分析，或许正是现在社会科学要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