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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城市化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并不足以减缓农民相对贫困化的加剧？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9％提高到2003年的36％，纯农户的收入却“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有多个因素。一方面，现行的城市政策嫌贫爱富。不少城市的移民政策规定投资底线，或购房底线。同时，许多城市在清除贫民窟的名义下匆匆忙忙地拆除尚可居住的房屋，使移民无从落脚。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将没有财富的农民排斥于城市化之外。另一方面，农民的权利和责任倒挂也是促使他们中有能力者首先弃农而去。但是最主要的，是农地不得私有。种地能手除非和村镇干部搞特殊关系，否则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因而无法增加收入。

　　市场经济最主要标志是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然而在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对土地的获得并不是通过公平竞争，出价最高者得之，而是按人头均分，而且往往随人口的变动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会逐渐演变为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农地的使用权越来越分散于农村人口手中而无法集中。在一些干部滥权严重，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地区，土地的处置权及其带来的巨额收入则向权力倾斜，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圈地运动”。只要农地是集体所有的，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些乡村干部利用征地的机会牟取不法收入，漠视农民利益和就业机会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农民中能干而正直者既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又无法苟同一些乡村干部的不正之风。对他们来说，不但农业变得无利可图，而且农村生活也变得索然无味。最好的办法便是争先离开农村这个是非之地，到城市或非农部门另图发展。

　　富裕农民选择离开农村，使中国农村出现逆向淘汰。这个过程和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截然相反。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农地可以私有和买卖，能干的农民能够名正言顺地通过竞争兼并别人的土地，使他们根据种植的要求逐渐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全国的平均收入。无法做到这点而被淘汰出来的农民，可以选择出租土地，或出售土地，向非农部门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的价值和农民自身的价值都获得最高的实现。由这样的农户支配的土地能获得更多的产值。他们对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具有领先和示范的作用。他们通过竞争不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过程，就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向市场化和现代化过渡的过程。然而，由于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种地能手既无法自由和土地结合，又无法用集体的土地作银行贷款的抵押，因而不易得到农业贷款。缺少了融资的手段，种地能手自然难以扩大经营规模，也难以致富。(作者文贯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