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贫困县某机关的同志对笔者讲起一件事:市里一家文化单位的几名干部去他们县开展“三下乡”活动,在这个县呆了一个星期,让该县花掉了好几万元的接待费。

　　这位干部说,这几名“三下乡”干部一去就提了不少要求,要每天补助他们50元钱的“辛苦费”,还要每天每人发给一包软壳“遵义”烟。下到县里那天,县里对接的单位请他们吃饭,他们提出非茅台酒不喝,单位只好硬着头皮上茅台酒,这几个人偏又是海量,结果一桌饭吃下来,花了8000多元。

　　这位干部在向笔者讲起这事时,叹口气说,这样的“三下乡”再“下”下去,县里真受不了了。

　　听到这样的事,很有些不是滋味。从全国各大报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与“三下乡”相悖的内容。本来,科技下乡、文化下乡、文艺下乡是好事,可是,却出现了新的“三下乡”:吃喝下乡、售假下乡、污染下乡。“三下乡”下到这份上,就全变味了。就这一个“吃”字吧,这些人打“三下乡”之名,行“吃喝下乡”之实,他们从“上级”来,要吃要喝谁敢得罪?地方政府不敢多言,只能打肿脸充胖子。

　　1996年12月,中宣部、国家科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自1997年正式实施以来,已长达8年。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而文章开头所讲述的情况却与这一精神背道而驰,它大大地使“三下乡”干部的形象打了折扣,这样的“三下乡”,开展得越多地方政府越受罪,群众越反感。

　　笔者认为,这种变味的“三下乡”,还是少开展为好!

　　作者：沈仕卫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