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届都有数百名中外大学校长参加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已连续两届没有一位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身影。（见《中国青年报》8月9日报道）

　　在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私立大学校长煊赫风光的映衬下，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再度缺席，真实而深刻地折射出民办大学在中国难有一席之地的尴尬。

　　其实当下的中国，究竟有没有让人称道的民办大学？即便是笔者这样的圈外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一长串名单：陕西的西安外事学院、西京学院，河南的黄河科技大学，广东的培正商学院、白云职业技术学院，位于长沙的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等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些水平并不比公办大学差的顶尖民办院校，我想大约因为是民办的性质，才无法从吝啬的主办方那里得到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名额吧。

　　当然，就整体实力而言，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整体实力无法与公办高校比肩。但是有一点应该指出，中国民办教育界决不缺少高瞻远瞩的投资者和务实卓越的管理者，民办高等教育相对的积贫积弱是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首先，教育的泛政治化趋向让某些人对民办“不信任”。因为历史原因，我国的教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清一色的公办性质，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被无限放大，关于民办教育能否承担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任务的话题曾经被反复讨论。客观地讲，即便到了思想观念空前解放的今天，仍有一部分人对于民办高校心存疑虑。

　　其次，对民办大学非功利化的要求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笔者注意到，步入2004年以来，教育部的主要官员曾多次在重要场合希望中国多一些慈善家挺身而出来办大学。官员对教育“爱之拳拳、期之切切”的想法是值得赞赏的，但须知中国本土的投资者暂时无法以慈善家的姿态走上前台。一方面，因为市场化进程的时间过段、法治建设并不完善，中国财富的原罪问题远没有解决，带有原罪的财富的自我净化也尚需时日，所以中国的有钱人是不会贸然投资教育这一公益性较强的领域的。另一方面，中国民办大学的兴建和发展无法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而因为融资渠道不畅，投资者在没有基金运作或财团支持的情况下，要一次性拿出数以亿计的投资，着实要面临太大的风险。从这一点来看，那些纠缠着教育的公益性、进而要求民办大学不能盈利的说法相当不近人情，也脱离了中国财富的现实、教育发展的现实；好在《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从刚性的法理上捍卫了民办大学投资者的利益。

　　再次，民间浓得化不开的“公办崇拜”也影响了民办大学的发展。对民办大学来说，生源即财源，生源没有保障的民办大学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在传统观念的制约下，在我国现有高中教育依然以公办教育为主的惯性影响和情感指引下，广大考生及家长对公办大学的迷恋依然是无以复加的。学生不会主动填报民办大学成为潜规则，于是民办大学从来不会奢求在第一次录取时能招满计划名额，而必须在补录时想方设法找到足够的生源、以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在广东，标准分低到300分的考生都有机会读大学，民办大学除了为他们敞开大门别无选择——生源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或许让所有投资者和管理者感到了悲哀。

　　迄今为止，中国的民办大学依然没有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土壤。于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分化开始产生：一些民办学校似乎更乐于以公办院校独立学院（前身是二级学院）的姿态征伐市场。倘真如此，具有独立品牌、独立姿态、独有魅力的民办大学似乎永远要停留在宏伟的教育兴国的蓝图里了。(稿源：红网)(作者：蒯威)(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