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诸多媒体同时报道，8月11日，英国颁发了世界上第一份克隆人类胚胎的合法执照，批准纽卡斯大学进行以医疗为目的的克隆人类胚胎研究。对此，有论者认为英国对治疗性克隆的解禁，毫无疑问将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解禁。的确，这是治疗性克隆研究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英国的大胆决定将引发严重的道德争论，这与试管婴儿出现之初的情形，如出一辙。被称为“克隆人三剑客”之一的美国生殖学家札沃斯曾说，试管婴儿刚出现时，也发生过激烈的伦理争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而现在就像“切片面包一样平常”。当治疗性克隆也像“切片面包一样平常”时，恐怕不仅仅是给深受白血病、帕金森氏症和器官衰竭等病症折磨的患者带来福音这样简单，它可能会诱发对“生殖性克隆”的解禁。

　　目前对于“生殖性克隆”，反对意见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但是当治疗性克隆技术普遍发展、日臻成熟时，现阶段的不治之症能得到有效治疗时，难免不像法国科学家让——保罗·列纳所设想的那样，“到那时候，萦绕在每个人心灵的最高梦想将是从生物角度完善自身。随着我们消灭疾病的愿望越来越强，有朝一日我们也一定会出于要传给后代一个可靠的基因的愿望而真心接受一个克隆生殖、已事先设计完毕的孩子”。

　　从对早期人类胚胎使用的角度来看，治疗性克隆确是损害了人的尊严，但对数百万病人具有深远的意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一种最高的尊重。与之相比，生殖性克隆则无可取之处。除了公认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伦理原则以及克隆人安全缺乏保障外，它还可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发展，因为克隆人的“闸门”一旦开启，人们可能将以各种理由要求制造“克隆人”，从而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基因多样性。

　　为了这避免潜在的灾难，在当前治疗性克隆方兴未艾时，就应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规避。

　　一是要普及一种理念，即科学和伦理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密不可分。因为不少人都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属于事实判断；而伦理道德正相反，属于价值判断，两者互不相关。但人类曾有过的惨痛教训——盛行一时的优生学成为希特勒推行种族屠杀政策重要“科学”依据，早已让其不攻自破。

　　二是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应尊重和遵循基本伦理，不能陷入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丧失对生命本原的敬畏。有人说，科学家如果关心伦理道德问题，就好比“脱下了科学家的帽子”；可是科学缺乏良心、技术缺乏道德，危险将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爱因斯坦曾谆谆教诲科学青年：“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用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三是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国际协调组织，应当制定出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国际性公约，严格审定和限制那些有可能危及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科研活动。单纯的伦理规范，是远远不能保证科学和技术研究“纯粹只用于谋求社会与和平的最大利益”；因为人类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而历史无数次地证明，道德总是让位于利益的。(稿源：红网)(作者：吴麟)(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