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午，关志祥在父亲的陪同下找到快报时，已然消失了当初捉贼时的神采。这位一直生活在“英雄”光环下的小伙子坦陈，他现在非常孤独。

　　投票之前大家心里就有数

　　反扒志愿者大队副大队长朱永宁详述了当天的“投票”经过：当天22名队员到场后，队长陈嘉斌给大家发了纸条，就让大家把不满意的人写出来，表示要搞“末位淘汰制”淘汰掉两名队员。朱永宁问为何是2人而不是3人或1人，陈称，再给其他排在末位的队员一个表现和改进的机会。有一队员私下里说，其实之前大家就很清楚，肯定是关氏兄弟被淘汰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陈嘉斌也承认，“开除”关氏兄弟是他的意愿在先。但他的理由是关自受伤以后，身体情况就不适合呆在反扒志愿者大队了，希望能让其退出大队以便解脱。而投票的方式更能体现出民主，大家一致通过的，更行得通些。

　　爱心捐款成了一笔糊涂账

　　志愿者大队真正建立账务，是用来统计社会各界给关志祥的捐款的。昨日关父找到快报，拿出了当时的账目：“这一年多来，我是一忍再忍！事到如今，真是没有办法了！”

　　据中国工商银行汉口路分行的相关资料显示，用于存储捐款的ATM卡曾被人于1月28日上午在新街口的ATM取款机上分4次提走5000元钱。这并不是关父发现的惟一问题。

　　关父介绍说，从2003年1月21日起，每天中午，由陈嘉斌从捐款中取些钱用于在鼓楼医院守护的队友们吃饭，然后每晚九点多，大家打开捐款箱清点。次日再由陈嘉斌存入账户。若院方通知续交医疗费，则在捐款中扣除。但据关志祥父亲的统计账目上显示，每晚捐款箱清点钱款的总和减去账户上实际存款，再扣除支付医院的费用后，还有8271元不知去向。这并不包括被从账上取走的5000元。这些漏洞让关父很是为难：当时因小关受伤，志愿者队伍已经成了市民心目中的英雄团体，若他把这事张扬出去，显然对全局不利。权衡再三，他决定自行找负责账务管理的队长陈嘉斌了解。最终商定，首先由陈嘉斌拿出4000元钱来“回报社会”，以大队的名义做好事。其次，就是由陈负责将2月18日晚队友们给小关垫付的医疗费用给退还回去。这笔钱共计2677.70元。其他的部分，则不再追究。此外据关父称，1月24日南京交广网也发动了一场在龙蟠路给关志祥捐款的大型活动。媒体报道捐款数额是1万6千余元。但后来由陈嘉斌送回的是1万3千余元。另有给关的最后一笔捐款，是汉中路居委会募捐的300余元钱，朱永宁称由他取回转交给了陈嘉斌，但关父并未收到。对于以上账务问题，陈嘉斌称，虽然ATM卡在他手里，但他从未私自取过钱。即使曾经取过，也是用于关志祥的治疗或者队员护理期间的开支了。而交广网的捐款，是他与一名队友共同送到关家的，应当就是1万3千多块钱。至于朱永宁送给他的最后的捐款，时间太久，他记不清了。但关父提议退还给队友的垫付款，他的确是一一退了。已有账目给了关父。但记者通过账目找到一位曾经给关垫付100元医疗费的翁先生，据他表示，垫钱以后，就没有任何人来退还。他说，垫了100块钱，根本就没想要回。但现在得知这些钱都“一一退还”了，他非常意外。

　　“英雄”二字的压力太大

　　关父称，如今把这些透露给媒体，他也很无奈：“现在外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不知道，‘英雄’这两个字给关志祥和我们全家都带来了太大的压力！受伤以前，关志祥身体素质与反应能力都非常好，生活上也不需要我们烦什么心。受伤后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可知子莫若父，只有我知道，他的健康与思维表达能力都大不如前了！这对他将是一生的影响，无法弥补。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希望能通过反扒队的影响给儿子找个更好的工作岗位，他现在每月收入不足千元，还要吃药，社会捐款早就用完了。女朋友也和他分手了，如果能找个更好的工作，我这个做父亲的也可以少操些心！但几次努力都没能实现！后来我想清楚了，儿子能力有限，也不能拿‘英雄’的虚名去给他要求什么。大队还在就行，他哪怕没有能力抓贼，也有个精神寄托啊！”“要把捐款用在刀刃上”

　　队友对关志祥“抓着财权不放”的指责，关毫无内疚：“原来因为陈嘉斌打电话给我要求报销抓小偷的乘车费、吃饭购烟等费用，我没有同意后才一气之下把钱捐出去的。后来因为1万多元的捐款，陈嘉斌带着两位后选出来的副大队长把我堵在麦当劳里，甚至有一个威胁说不交钱就打我。后来公安介入，他们拿了卡，还是没拿到钱（此事已经陈嘉斌证实）。现在我还能对谁放心？这是老百姓的捐款，我们要对得起市民，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大队的现状让关志祥不抱多大信心：“现在的捐款一分钱也不会乱动。如果队伍能好，就给大家都办保险。如果散伙，干脆就捐到见义勇为基金会去！”

　　志愿者队伍要不要监管？

　　虽然反扒志愿者大队内部问题重重，诸多市民仍然对其寄予厚望。有不少读者来电建议，可以让公安部门对队伍进行监管与扶持。然而市民的这一良好意愿却难以实现：队长陈嘉斌与市公安部门有关负责人均无此意向。

　　对“接受监管与扶持”的建议，陈嘉斌这样认为，目前大队顺其自然地发展就很好。

　　对于同样的问题，公安部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为难，现在法制社会，公安人员自身在执法时都要非常注意方式，而志愿者的身份是无执法权力的，从事反扒工作确实很难。他认为，队员们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一些维持治安、提醒市民注意防扒的事情，不要以“公益”的名义做了不合法的事情。究竟这支始于高尚理想的志愿者队伍，为何会在今日陷于名利之争？曾让南京人引以为豪的这个一直处于无组织状态的“组织”，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能够继续存在，又当以何种形态存在？快报025-84783539热线继续开通，与广大读者共同关注这一发人深省的话题。（记者吴聪灵）：（来源：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