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

　　自从7年前完成长篇小说《白门柳》的创作之后，我的兴趣和主要精力便从写作转向了绘画和书法。记得当时颇有一些朋友感到不解，认为这对我本人来说固然是“冒险”，对读者而言，则将是一种遗憾。但我有我的想法：我的《白门柳》，已经前后耗费了我整整16年的光阴———从37岁到53岁，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成熟、精力最充沛、艺术感觉最敏锐，因而也是创造力最旺盛的一个阶段。而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已经硬是把浑身解数都“砸”进去了，最后得以完成，算是有了一个结果。接下来呢，当然可以再写别的，但水平能否保持是一个问题；即使能够保持，却没有突破和超越，那么就不必浪费自己的精力，也不必浪费读者的时间。更何况，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写与不写，全在兴趣。兴趣来时，只管没日没夜地埋头折腾；兴趣一过，掷笔退场，也不会有瞻前顾后的为难。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光景，既然心中已经另有所骛，又何不试着换一种活法呢？

　　记得我在《白门柳》一书的《跋》中，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话：“（我）庆幸生逢一个太平时世，使我在如此长跨度的岁月里，得以始终保有着一个虽有间歇、却基本上持续不断的创作环境，一种从容沉着的著述心态……这种环境和心态远遥的不说，起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多年间，恐怕还没有过。虽然未经一一细考，不过我总想，那样一种动荡时世，必定使得好些具备这种能力、才华和抱负（指多卷本长篇小说）的作者，因此无法施展，终至赉志以殁，抱憾终了。”的确，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生在一个国力蒸蒸日上的太平时世，一种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中更值得庆幸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艺术家才有可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才能最充分地发挥自身的艺术潜能，最大限度地张扬自身的艺术个性，全力以赴攀登艺术的高峰。毫无疑问，目前中国正进入这样的时代。而当随着时势的推移，我对开创了这个时代的伟人———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感受就越来越深切，对他的敬意和感激也越来越强烈。是的，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大势的高瞻远瞩以及扭转乾坤的胆色魄力，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功，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我们文艺家也不可能在如此安定的环境里拥有如此充分的创作空间。

　　也许我属于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岁月都有着切身体验的一代，因此对于能及身赶上当今这样的鼎盛时世，从心底里感到珍惜；面对海阔天空的艺术之域，情不自禁地兴奋莫名。一种竭我余力，遍访名区，穷探宝穴之慨，油然而生；觉得惟有如此，才不至于辜负时代的厚赐。正是这一种无法抗拒的“时代诱惑”，使我在完成《白门柳》的创作之后，又转向了绘画和书法，打算去追寻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至于主攻方向，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文人画”。其路子是轻描摹而重挥写，轻形似而重神似，轻客体表现而重主体抒发，轻技巧审美而重文化审美。这种画风发端于唐、宋，大盛于元、明，曾经主宰画坛数百年；其艺术观念即便是从当时世界美术的格局来看，也是走在前头的。只是到了近代，止于历史和政治种种原因，文人画才衰落式微了。但是，这种画风其实在很高的层次上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事实上，也只有在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审视自己和面对世界的时候，文人画的价值才得以被重新认识，受到认可，并有了通过注入现代精神，继续发展推进的可能。这对于身为文人的我来说，无疑又是一种令人意动神驰的“诱惑”。事实上，目前我是抱着当年投身小说创作那样的心态，尽自己的能力，去认真对待这一课题的。至于是成是败，其实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够以自己微末的努力，来响应伟大时代的呼唤，借以寄托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切的、永远的怀念。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联）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8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