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凤荷

　　话题动机

　　被称为“百年一遇”的世界遗产大会7月刚在中国苏州降下帷幕，“申遗”和“保遗”一时间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就世界遗产的重要性而言，我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都不为过。若单纯为开一个大会，我们才把目光投向那些全世界珍之重之的宝贝的话，那才不像话。

　　世界遗产大会上议题有28项之多，有的是专家研究的内容，有的则是市民大众都关心的题目——世界各地申遗的热情是基于商业利益？申报成功以后就想着开发而不是保护？

　　世界遗产是个人人皆可置噱的话题，因为每个地球人都有份。提托·杜普里埃也许是个最有发言权的人，身为多媒体摄影师的他与助手拿着份世界遗产地图，每个点每个点进行拍摄。他眼中的世界遗产以及世界遗产保护是怎样的呢？就在提托·杜普里埃奔波于每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拍摄的期间，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电邮、面谈采访。

　　嘉宾介绍：提托·杜普里埃，33岁，多媒体创作总监，比利时社会传播高等学院（IHECS）传播学硕士。他从事多媒体影像创作12年，曾导演一部短片，在东非拍摄3部记录片，目前在世界纪念基金会和卡普兰基金会的资助下从事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全景拍摄工作。

　　经济利益，世界遗产不能承受之“重”？

　　记者：世界遗产大会刚在苏州结束，其中谈得最激烈的一个议题是某些世界遗产项目被过度开发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杜普里埃：的确如此，我觉得过度开发的严重性仅次于污染对世界遗产的影响。我到过中国不少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地区，了解到这么个问题：当地政府认为“世界遗产”的称号，觉得这是旅游业的优质标签，而并非保护人类遗产的责任。所以每当一个地区或景点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时，当地门票涨价，政府开始考虑在景点旁边兴建机场，而这些举动并不有利于保护世界遗产本身。

　　记者： 在你看来，世界遗产的标准应是怎样？

　　杜普里埃：我自己并没有权力和能力授予一个地区世界遗产的称号，因为认定一个“对人类有独特价值”的地区涉及很多专门知识。一个地方要被列为世界遗产，它必须在审美、历史、本地和全球文化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等方面符合“对人类有独特价值”的要求。

　　我去过那么多个世界遗产点，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你去到那里，你会触摸到一点精神的东西，而这是每个地方所独有的。每个世界遗产点赋予人类一种使命感：人类生存在地球，就是要创造，因为每个遗产点都带有人类生活的痕迹。

　　记者：你去过那么多世界遗产点拍摄，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称号对当地经济的推动？

　　杜普里埃：这是当然的。一个地区登上世界遗产名录，世界其它地方立刻对它刮目相看，这意味着数十亿人会知晓这个地方并产生兴趣，想去那参观。这股推动力不可估量，世界遗产目录会成为一些人所谓此生必去的地方。

　　世界遗产称号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同时也产生不少问题。以九寨沟为例，那里无疑是受到保护，但九寨沟附近的部分山谷因为要容纳游客进入而被破坏。一个世界遗产点太注重经济收益并不利于教育游客，试想想若游客发现当地只是盯着他们的钱包，这怎叫他们认识和欣赏这个地方独特的价值？

　　记者：在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有5个项目因保护不力等原因受到关注。你在中国拍摄世界遗产的时候，是否发现类似问题？

　　杜普里埃：每个地方的保护都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对于这些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古董”，中国实在变化太快了，它们也许不能适应变化的速度和强度。就我来说，中国的所有世界遗产点都有受到变化侵害的潜在危险。

　　我认为中国需要做的是教育当地政府和在世界遗产点工作的人员。有些人在世界遗产点工作，他们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认定世界遗产）。另外，维护世界遗产需要专门人才，而这样的人往往很难找到。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带有缤纷的色彩，而仅仅过了30年，兵马俑的色彩已完全褪去。

　　不过，我在中国也见到过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非常清楚世界遗产的重要性，很注重保护负责的区域。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只可惜这类人为数不多。

　　名额限制，世界遗产称号“僧多粥少”？

　　记者：世界遗产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要求每个国家每年只能提出两个项目的申请。你觉得这合适吗？

　　杜普里埃：我觉得委员会应该允许每个国家尽可能地提出多一点候选项目，以供委员会甄选。若你限制为两个项目，那委员们怎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丰盛的文化和自然资源？

　　记者：在这次世界遗产大会上，部分亚洲代表提出限制欧洲国家的世界遗产数目。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游历经验的欧洲人，你怎么看亚洲代表的诉求？

　　杜普里埃：我的确认为欧洲数以百计的世界遗产点已能充分代表欧洲的独特性，但同样我不认为项目的数量要受到限制。或许我们应该这样想，现在该是时候让西方国家了解其他地方大量的文化和自然瑰宝了。

　　记者：一些人提出，世界遗产应该与该国的人口看齐，潜台词就是小国家不应该占那么多世界遗产名额，如意大利拥有的世界遗产数目等同于中国。你觉得这意见在理吗？

　　杜普里埃：人口与世界遗产数目完全无关。世界遗产是记录人类历史和地理发展的标记，我们用国界和人口来想这个问题，是一大谬误。

　　印度和中国共有23亿人，占世界1/3人口，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国家也应该占有世界遗产数的1/3，就是说应该有250个世界遗产点而非现在的56个？不过，中印两国的面积远远少于地球面积的1/3，两国的不少地区人迹罕至，而在欧洲，每个地方都人烟稠密，这你怎么比？

　　谈到世界遗产，就是说在整个世界里具有历史和自然独特价值的地方，“独特”正是相对于“大众”而言的，所以人口与世界遗产完全不搭界。

　　周游列国，世界遗产摄影师是一份优差吗？

　　记者：你最近去过哪些世界遗产点拍摄？你的工作真让人羡慕。

　　杜普里埃：我刚从加拿大东部拍摄回来，在广东中山休息一下后就去苏州拍摄园林，之后会在上海住一个月整理前段时间拍摄的相片（一张全景照片要花上3个小时来做处理）。我3年前离开比利时开始环球拍摄，从一个世界遗产点到另一个。我会用特别的相机拍摄下世界遗产的全景画面，然后用手提电脑处理图片（这工作由我的助手、女朋友陈碧娟完成），然后沿途在酒店或网吧把图片上传到网上（www.world-heritage-tour.org）。

　　我的工作的确可称为梦想的职业，因为在路上你会碰到不同的人，见到美丽的世界遗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并不是什么“优差”，因为我只有很少钱（路费、摄影工具报销），3年都没工资。建一个世界遗产图片库是个很辛苦、很辛苦的工作！我现在没有家，没有车，没有孩子，没有宠物，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只是简单的行囊。说实在，注重实际好处的话，这不是什么好差事。

　　记者：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做世界遗产摄影？

　　杜普里埃：2001年，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被炸掉了，当时我就想要是自己能做什么就好了。当年7月，一个机会来了，我带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目录开展了旅程，为所有的世界遗产留影，越濒危的越赶快去。世界遗产名单上共有730个，分布在125个国家和地区，而我目前只去了52个，仅占总数的7%。

　　记者：工作总是有苦有乐，说说你在路上难忘的事情。

　　杜普里埃：去年12月我到了埃及拍摄，那里的古代坟墓已有10年没向公众开放，我很幸运地获得了批准进入拍摄。在里面我见到了一个最大且保存最好的坟墓，这段经历是我从事拍摄以来最激动的一次。此后我去了柬埔寨的吴哥窟拍摄，有人把那选为人一生必去的地方之一，我非常赞同。

　　2002年10月28日，我登上长城拍照，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尽管当时我孤身一人站在上面，但我自己感觉已收到一份难忘的31岁生日礼物。另外，在武当山拍摄也让我很难忘。我上山拍摄前一个月，上面刚遭火灾（由此可见我拍摄世界遗产的真正迫切性所在）。我很喜欢武当山，它保留了道教真髓在里面。我去过乐山大佛两次，希望再去第三次，佛像脸上的平和让我着迷不已。

　　记者：你预计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拍完这么多世界遗产？

　　杜普里埃：应该要花10年吧，可能还要长，因为每年世界遗产的数目都在增加。未来的10年是我生命中的“游牧”阶段，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真心和智慧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