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学院有人向广西一考生索要10万元“换”录取通知书，而西安音乐学院的“开价”是3万元……此类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可谓举国哗然。针对少数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教育部日前发出紧急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向考生收取任何费用，绝不允许将发放录取通知书与收费挂钩。（本报8月17日A1版）

　　实际上，上述事件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各高校派往各地的“招生大员”属于人人殷羡的“肥缺”，是人所共知的秘密。而“招生大员”之所以“威镇一方”，全在于其掌握了部分考生“生杀予夺”的权力：在按比例抛档的上线考生中，录取与否均属于“招生大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如果需要降分补录，其“暗箱操作”的权力更是匪夷所思。当然，“招生大员”也不是独享这“优质资源”配置权的，其后面有数不清的足以控制他的力量在制衡，其中的利益关系不言自明。所以，即使是道德操守严谨的个体，在这样强大的力量面前也别无选择。而对他们正当行使权力的刚性监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市场经济的法宝“价格杠杆”，如果频频运用于高校招生领域，并形成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无疑是社会的悲哀。而更为悲哀的是，我们对盛行于招生领域的“设租”与“寻租”的腐败行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招生工作人员接受当事人的吃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妨碍了其选拔考生的公正性，更何况受人钱财。而社会对此的监督，基本上是真空状态。不说监督程序，就是法律法规也不健全。从教育部的一纸通知中可见一斑：重金“换”录取通知书的行为只界定为“违规”。实际上，这种行为是违法，严重的涉嫌犯罪。然而，我们极少见到招生腐败受到法律惩处的案例。

　　北航有专门的公司“处理”与考生的交易关系，西安音乐学院“明码标价”，显然是教育腐败“走火入魔”的集中体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教育绝对是调整社会结构的主要手段，许许多多的寒门学子正是通过学校教育跻身为社会中坚。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必定成为芸芸众生争夺的对象。这本无可非议，社会就是通过竞争达到进步的目的。但当招生程序设计存在重大制度性缺陷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平等竞争与程序正义，都将大打折扣。公众对公平教育的渴望，对社会公正的信心，也必将受到重挫。如何从制度上杜绝招生领域的“暗箱操作”，重典惩治教育腐败行为，理应摆上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