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关于阿Q的姓，鲁迅先生为之立传时曾声明，他“不知道阿Q究竟姓什么”。后在给《戏》周刊编者的信里，鲁迅又坦言：“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由此来看，追问阿Q的姓，真是个白费心思、横生枝节的问题。

　　然而，阿Q为自己的姓吃了不大不小的苦。赵太爷儿子中秀才，报喜锣声进村的那天，正巧阿Q喝了两碗黄酒，他便手舞足蹈的自认起光采来，称他与赵太爷原是本家，论辈分要比秀才长三辈。可第二天，阿Q被传唤到赵太爷家，红脸涨筋的赵太爷不但刷了阿Q一个嘴巴，而且喝骂道：“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阿Q不敢抗辩地保训斥之后，又敲了他二百文酒钱。未庄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讨打；因为，“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可怜的阿Q，就这样姓了一回赵，待到第二天就模糊了，不敢姓赵，也不配姓赵了！

　　从中国古代延伸到近现代，人的等级制度总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前四等为贵族，后六等为奴隶，至于养马、放牛的，列于十等之外，大概连人都算不上了。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竟是这样的不平等，不人道。以阿Q的贫穷、落魄，他哪里配与赵太爷这个未庄首富同姓一个赵呢！阿Q的姓悲剧所揭示的，正是国人的魂灵，这就是：对于人，统以身份等级论贵贱。

　　这不是我的什么发现，有鲁迅的话为凭：“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此处的“高墙”，含义甚广，有传统的圣贤古训之类意识形态，有习惯的思维方式，更有那种在事实上将人们按身份等级分贵贱的社会问题，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问题等。阿Q姓赵的权利被剥夺殆尽，除了大团圆，他好像别无出路。

　　阿Q倘然活着，该是珍稀的“人瑞”了，其命运非往昔可比。可现今的农民，仍因为他们的身份低下，在不少场合遭到不公平对待，乃至被歧视。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当与会的二十多名农民工代表要发言的时候，到会的“官员、专家却走了一大半”。有人质疑，农民工能坐这儿吗？在这儿能说些什么？说出来能有用吗？这些不愿与农民工代表对话，压根儿就藐视农民、歧视农民的“官员、专家”，其心态与当年那个不许阿Q姓赵的赵太爷，何其相似乃尔！他们自恃是社会精英，上层人物，耻与农民工为伍，似乎与农民工同台对话就辱没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人为的身份等级制度“高墙”，就这样将农民打入“下等的异类”。这堵不公平的“高墙”，什么时候能彻底拆除呢？阿Q是个不起眼的农民，但他现今的生存权、话语权、发展权，岂容随便损害！拔脚退场的“官员、专家”，别再学赵太爷的样，且听文学家高尔基咋说：

　　“没有农民的话，我能在大地上生存吗？人类要生存必须有太阳、水、空气和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