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费十年

　　中国女足溃败的第一幕上演时，我听到了来自上层的“死命令”，一定要拿下墨姐儿，横下一条心出线。第二幕是打平的礼尚往来，即使那一刻，我们有些人也没忘记“逃出雅典娜”，就差给德国人下道“死命令”：一定要9：0耶！

　　现在当然已成笑柄。可是“死命令”这个词却没有失去生命力。笔者没有专门考证过，“死命令”从何时诞生，由谁始作俑，被什么人扛着当丹书铁券，但是“死命令”早已如洪水横行不羁，影响了我们的耳朵，也改变了不少受制者的命运，至少是刹那间的心情。因此，没有人会当“死命令”是一句无足轻重的流行语，它令人设身处地地感受到它的火力，是发端于军事（大概是），外延到体坛等各个领域的经典臆造物。

　　我们无法怀疑“死命令”的义正辞严，就像我们从不怀疑在能力不行的时候，中国足球往往借用“死命令”强注球员的心脏，以使其亢奋起来的必要性一样。但是“死命令”有一个效果的问题。亚洲杯中日冠军决战，“死命令”也适时而下，但很不幸。在“死命令”中死去，是我们看到的最多的现实，严峻而无情。“死命令”当然有得逞的范例，不过，在我们欢庆如此形势下得到的胜利时，却似乎无人提及“死命令”的丰功伟绩。“死命令”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从局势上说，它注定居高临下，甚至居“危”思“安”，和现实语境、搏斗前沿的严重脱节使得它难以被扶正为一项制度，或者是一项传统。然而，不要忘了，它是一种强音。无论是哪个领域，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喊出“死命令”，谁都不能忽视这一点：“死命令”是一种传统抱负和政治生态的衍生物，这种属性所营造的“强心”氛围也遮掩了“死命令”每每的失意，也使得它愈尴尬愈铿锵。

　　当中国奥运军团在局部遇到危机时，“死命令”频频发出，电视机前焦头烂额的百姓在一刹那间也感受到了一种安慰，这就是“死命令”的“魅惑”所在，它在民意的土壤上找到了迎合的因子，那就是至少在声势上我们需要一个假象。

　　《江南时报》 (2004年08月19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