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军事科学院　袁德金　马德宝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大转折、美苏等诸多国家仍忙于冷战对抗之时，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捕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从方方面面进行拨乱反正。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他毅然决定，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由“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大力推进精简整编，努力探索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由此为起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形成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高瞻远瞩，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的帐幕已然拉开。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展开了面对面的战争较量。1951～1958年间，美国在亚太地区拼凑了针对中国和苏联的7个军事集团。为抗击美帝的战争威胁，中国被迫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一度面临两霸施压的艰难境地：美国在中国南面侵略越南、老挝，苏联集结军队于中苏边境并多次进行武装挑衅。为预防万一，毛泽东提出，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此，还实施了“三线”建设，并提出了“山、散、洞”的原则。这一时期，在美苏两霸的战争威胁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得不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之下。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苏联对我的威胁也受到“一条线”战略的制约。在国际上，冷战虽继续进行，但美苏对抗有所缓和，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1981年，邓小平在认真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新特点后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搞那些人为的紧张。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984年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10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10年。”

　　基于这些判断，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始酝酿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并着手推进军队的精简整编。

　　1985年5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和贯彻我国政府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的战略决策，研究制定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

　　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对外政策也有了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都不敢打，一是因为这两家都有毁灭对方的能力，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两家在全球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不敢动；三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邓小平同志说，根据这个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希望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同志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政策也要有一个改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邓小平同志说，现在看来，这两个判断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基于这两个判断，他强调，我们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同时，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也是个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等到我们的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军委适时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从临战应急状态转向相对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而较早主动地走出了冷战的阴影，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赢得了主动，争取了宝贵时间，也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统揽时局，明确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多年间，邓小平不仅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还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

　　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做出积极贡献。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永不称霸。为推动世界和平，邓小平主张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冲突，反对在国际交往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结盟和对抗。1984年2月，他提出“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世界上的许多争端。作为一名政治家，邓小平认识到，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世界上，要维护和平和安全，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国防，用强有力的防卫，来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的安全和主权。1989年10月，他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认为，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就需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年12月，他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作为人民的国防，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我军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的本质规定。邓小平要求，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军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把现代化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中国近代史的苦难，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号召，并将其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国防现代化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后再次明确指出，把现代化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1977年，他明确表示，我们还有人民战争经验，还要向国防现代化方向发展；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同时，他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此设定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模式。那就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必须实现经济、科技、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正是认识到这一历史规律，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国防现代化提供深厚的社会、物质、技术、制度支撑。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开始。要从教育着手，提高文化水平。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提升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富国强兵之梦，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正在逐步走向现实。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国防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军队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军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着眼未来战争需要，立足我军现实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应该指出，“三化思想”，在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过充分的论述和体现。但是，明确、集中、系统地论述“三化”，则是邓小平建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更为突出的是，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把现代化更加明确地、始终一贯地、实实在在地作为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我军建设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适应，即打赢和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足。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但是，我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围绕现代化这一中心，革命化提供政治保障，正规化提供制度保障。可见，邓小平在坚持现代化这个中心的同时，又坚持革命化、强调正规化，高度重视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把全面建设与重点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了军队建设全面发展与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

　　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邓小平指出，坚持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建设大局。全国党政军民，要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为此，他采取了以下一些主要措施：一是减少军队员额服从经济建设。1981年，邓小平指出：“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据此，他在1985年做出了我军裁减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二是积极参加支援国家建设。邓小平强调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他指出，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业到地方各行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持。

　　科学决断，推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举措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采取什么样的建设举措，是一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际，结合世界各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推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举措。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坚持战斗力标准，压缩数量，提高质量。邓小平强调，军队建设要搞少而精，真正顶用的。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面临的战争威胁不再那么迫切，军队不必要时刻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保持太大的规模。和战时或战争威胁十分迫近相比，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更加讲究质量和效益，而不是规模和数量。为此，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消肿，大力压缩数量。1975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研究精简整编，解决肿的问题。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1985年作出了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还强调，精兵不仅是要减人头，还要调整结构，建立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指挥体系。他指出，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因此，提高质量，大力建设现代化，是我军建设的内在需要。为此，他指出，“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他还说，“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他还明确指出，现代是合成军队作战，要搞些合成军，合成师，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军队提高战斗力有两个基本途径：作战和训练。在战争条件下，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作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没有战争的相对和平时期，军队提高战斗力，主要依靠教育训练。鉴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从教育训练中要战斗力。1975年，邓小平在抓军队整顿时就指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并提出军队“要准备打仗”。1977年8月，邓小平针对“四人帮”给军队建设带来的破坏，再次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邓小平认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现代战争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的体现。他说：现代战争是合成军队作战，“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随着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武器装备的性能越来越复杂，装备的使用、维护、保养，以及由此产生的指挥和保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经过事先培训就拿起枪杆子上战场，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发展需要。邓小平认识到，现代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加强军事院校的建设，突出军事教育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军队过去主要是靠打仗训练干部，现在不打仗，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他要求，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并对如何办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对指导我军新时期军事院校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国防科技水平。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使科技对经济、军事和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就必须切实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水平。他明确指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发展高科技，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国防高科技。他说，如果20世纪60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的这一伟大决策，对于我们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来说，无疑在保持我们传统优势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顺应世界潮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之路。

　　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在和平时期，军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通过连续的、自觉的改革来实现的。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又一次革命。因而，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改革，成为他领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推动国防和军队发展的一个战略举措。邓小平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军事改革来说，更为困难，更为重要，也更具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1981年7月，邓小平就表示：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还主张，要把军队改革与全面改革结合起来。他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此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把改革贯穿于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强调改革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靠搞一两次大的行动就能完成的。这种长期性，是由国家全面改革的长期性，社会变革的持续性和军事变革的不断发展等方面所决定的。因而，1975年以来，邓小平在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就多次提出和推进多方面的调整改革，使国防和军队建设驶上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轨道。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也为中国人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中国国防报2004年08月1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