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在题词
吕叔湘全家合影
在我的印象中,吕先生平时言谈中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对民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时曾说中国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有个“志”,这是其人生的着落;“匹夫不可夺志”,其志就是爱国、学术,学术的根子是爱国。这些话真是说到了根上,可以作为对吕先生思想的最简约而深刻的诠释。
吕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古典文献和西学的功底。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又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既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又立足于汉语的实际,坚持求真务实的学风,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学术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论建树又有方法创新的成果,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
20多年前,当代语言学开始在我国传布流行,有很多学者都惊奇地发现,吕先生早年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有不少跟当代语言学尤其是功能语法学说的要义不谋而合。上个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在国内盛行,语法学借鉴于按意义划分词类容易导致词无定类的结局,因而主张用语法标准划分词类。吕先生一方面积极推动按语法标准划分词类,仔细研究各类标准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几乎人人强调语法标准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词类的语法差异背后的语义基础,并把是否符合语义作为判别词类划分好坏的标准。基于对大量语言事实的深入调查,吕先生看到类别之间经常存在难以判然划分的界限,他从不主张把那些边缘性的单位说一不二地归入某个类别,而且把界限模糊看作语言学中分类学的常态,认为界限模糊也不影响类别存在的客观性。吕先生对词类背后的语义基础的认识,对类别边界模糊的认识,都是功能语法后来引为基本共识的观念。
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法要略》是吕先生的成名之作,书中分“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首创以表达范畴为纲论述汉语语法系统的先例。当学界盛赞“表达论“的创新价值时,吕先生却坦言,这本书的写作受到法国学者FerdinandBrunot《思想和语言》一书的启发,“如果说我的书里有什么创造,那也只是在个别章节的细节上,至于全书的布局,我是不敢掠美的。”《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致郭绍虞》吕先生的这番话,表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谦逊与诚实的品德;但不可否认的是,吕先生心有灵犀,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过去的评论多从语言教学和适用的角度称赞“表达论”的价值,而现在,人们从当代语言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表达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意义。当代具有功能语言学倾向的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法化研究等领域,都很重视从语义表达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因为语义范畴往往比形式范畴更具有语言的普遍性,更便于进行古今比较、历史演变研究和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在结构主义主导的时代,语法单位和语法结构为语法研究的唯一出发点,而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围绕语义范畴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吕先生实为汉语语义表达范畴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吕先生不是那种只埋头于书斋进行个人研究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研究领域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把通和专、理论和实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文献研究和活的语言研究等很好地结合在一志。吕先生学术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十分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他一生中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发行4000多万册,不仅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巨大,而且还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跟他主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汉语八百词》一起,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他热心普及语文教育,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改革工作,77岁高龄时还认真准备了近万字的讲稿《怎样为中学生讲语法》。他几乎有求必应,认真回复中小学教师的来信,被称为中小学教师的挚友。他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他们寄予厚望,不仅当面传授治学经验,而且还亲自为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修改文章,有的,还给予经济上的长期资助。他既是严师,又像慈父,他在后辈学子身上花费的心血根本无法计量。6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吕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后加的,叫做《人民的语言学家》,我觉得,吕先生是当得起“人民的语言学家”这一崇高称号的。
说起吕先生事业的成功,不得不提起吕师母和他们的家庭。吕先生家风敦厚朴实,夫妻相敬,兄弟友于,尊长慈爱,子女孝顺,既有中国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民主精神。吕先生捐款设立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资助生活有困难的学者,都得到家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吕先生家,吕师母是最有凝聚力的人物,七十多年中她与先生同甘共苦,悉心照料先生的生活起居,是先生事业的坚强后盾。
吕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其实仍旧和我们在一起。打开各种语言学期刊和一本本新出的语言学著作,在参考文献中吕先生的论著总是赫然在目,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依然在启迪、影响着后来的学者,成为后人学术创新不得不参考的重要成果。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这些年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势头良好,新的研究基地陆续建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新人层出不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
回想26年前,我和杨成凯、李崇兴、王菊泉、周流溪、黄国营、陈平等6位师兄弟有幸成为先生的关门入室弟子,亲聆教诲,如沐浴春风,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幸福时光,师恩如山,终生难忘。现在6位师兄弟都学有所成,聊可慰籍先生于九泉。6年来,我经常怀念吕先生,每当我计划写一篇文章而思路理不清时,就想起吕先生,要是先生还在,跟他谈谈一定能得到启发;每当自己研究偶有新得时,也想起吕先生,要是先生还在,让他也分享我的愉快,庶几可稍减他老人家对我这些年未能专心于学问的失望……。
6年前,吕先生的骨灰埋在香山一处山坡上,没有任何记号,陪伴吕先生的是山峦翠柏,是阵阵松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愿辛劳了一生的吕先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安息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