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区，说到底是邓小平理论的试验区。20多年来，广东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创造了许多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鲜经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的良性互动。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广东的今天。就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的关系问题，记者分别采访了曾牧野、李江涛、杨永华和陈金龙等4位著名专家。

　　思想解放是先导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方面同样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回顾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解放运动为广东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记者就此问题，日前采访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江涛研究员。

　　记：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点和亮点，也无疑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导。对此，您怎么看？

　　李：我完全同意。广东的思想解放运动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即把被“四人帮”颠倒黑白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比如，关于“唯生产力论”，关于能否发放奖金问题，还有职工“跳槽”问题，等等。经过广泛的讨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信念，并且批判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铁饭碗”、“大锅饭”等平均主义思想，树立人才流动、人尽其才的观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当然包含理论上的突破。广东理论界的卓炯先生是全国最早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的学者。在他的理论突破的影响下，广东最早讨论物价开放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概念是不存在的，产品价格不仅由政府统一确定，而且几十年不变。为了刺激生产，广东最先在广州市开放农副产品价格，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形成商品价格，从而使短缺的副食品一下子丰富起来。这个过程尽管存在波动起伏，但却通过市场实践，真正让人们认识到了商品经济的巨大能量。

　　记：那第二部分怎么讲？

　　李：第二部分是破除思想上的束缚，突破理论禁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打破理论上的坚冰，排除思想上的障碍。特别是对既有的种种条条框框，要从理论上找到一把突围的钥匙，这就是“变通”思想的提出。当实践上迫切需要新办法、新模式时，只有通过变通，才能有所突破。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要勇敢地闯、大胆地试。对变通问题，迫切需要理论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发表了著名的“三论三辩”的署名文章，就“变通论”、“红灯论”、“对策论”问题提出讨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对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有人批评广东的变通是另搞一套，是为故意违规找借口。实际上，“变通”恰恰是中央支持的。1980年，中央书记处纪要(50号)指出：“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中发(1981)27号文指出：“国务院各部门下达文件时，应考虑两省(指广东、福建——编者注)特殊情况，按照中央两个文件精神(50号、47号文)区别对待，有些问题可以商订变通执行办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对理论禁区的突破几乎是年年有、日日新。诸如特事特办的问题，外来资本、民营资本的地位问题，以及股份制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等等，都通过热烈讨论、争鸣，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理论，使得广东的改革开放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

　　记：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与创新，其必然结果是观念的更新。

　　李：这正是我要讲的第三部分。广东最早提出的新观念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思想，诸如新人才观、新消费观、新财富观、新的经济体制观、乃至新的政府观等等。这些新观念一经传播，很快便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应该指出的是，广东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解放思想始终注意保持正确的轨道，防止左和右的偏差。广东的干部群众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立场，并且提出了著名的“排污不排外”的原则，既活跃了思想，又不至于搞乱人们的思维和混淆了是非，从而使社会变革得以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展开，避免了社会动乱、民众分化、冲突上升和暴民政治的出现；二是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坚持科学态度，不搞标新立异、好高骛远和哗众取宠。广东最早提出“全方位开放”的理论，但对“全盘西化”理论始终心存警惕；广东也率先论证了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绝不赞同“完全私有化”的主张。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广东坚持从实际出发，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使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健康、持续地进行；三是坚持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广东的思想解放，始终与实践紧密结合。例如，当企业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时，有人担心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经过多年实践，证明只有竞争才能推动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使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不仅使创业者获利，而且可以使全社会受惠。这样一来，群众安居乐业，自然就实现了稳定和更高水平的公平。其他诸如风险意识、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特区性质的理论，以及种种观念更新的内容，都源于实践的挑战，又反馈于实践过程。由于与实践融为一体，因而使广东的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与观念变革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坚持市场导向改革不动摇

　　广东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省社科院研究员、广东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

　　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路明灯。适值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请您谈谈广东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曾：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1979年，小平同志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就提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观点；以后，在有关的会议以及其他的场合中也多次论及。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理论意义而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依靠集体智慧，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借鉴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互关系认识上、实践上的革命飞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就实践意义而言，它宣告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昭示了我国将按照新的体制、新的运行方式来组织整修社会经济活动，这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可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乃是一项震惊世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记：说广东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先全国，会不会言过其实？

　　曾：我想不会。早在1961年，著名经济学家、省社科院研究员卓炯同志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论断，并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超前性研究，取得丰硕科研成果，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先驱；改革开放初期即1979年4月，卓炯在《破除产品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论文中，论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相容性时说：“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

　　25年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帜下，我们连续举行6次广东经济特区学术研讨会，还举行了探讨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研讨会、“价格体制改革研讨会”、“商业流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三产业发展理论研讨会”、“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研讨会”、“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区域协调发展与体制创新研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研讨会”等等，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光是广东经济学会编辑出版的专著、论文集就有20多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88年，广东经济学界冒着风险超前地连续举行6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系列研讨会”，取得超前性的研究成果，引起全国经济学界的关注。研讨会，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趋势，作出“正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判断，而且对我国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三大支柱”的理论设想：(1)建立、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造，才能有效转换经营机制。(2)建立、健全包括金融、资本、房地产、劳务、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才能顺利、有效率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3)必须建立“市场调节经济、政府监控市场”，通过经济杠杆和市场法规实现政府间接宏观调控的体系，形成“小政府大市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新的运行机制结构。必须大力改革原有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提出的设想、理论框架是经得起考验和验证的。

　　以上事实表明，广东经济学界不辱使命，为广东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有益的实实在在的贡献，并非浪得虚名。

　　记：经过25年来的改革、发展，广东省在社会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与健全、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有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的确任重道远。应该继续朝着这个既定的目标，努力前进。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市场导向改革不动摇”这句话。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健全、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较长的历程。我们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从高度集权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过来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成长、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它必须通过克服许多观念上的障碍、政策上的障碍而逐步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经济成长、发展的进程中，要有不断克服困难、排除障碍的思想准备。碰到困难，不要动摇改革的信心，更不能改变改革原定的方向。这样的指导思想，这样的改革锐气是不能丢失的。

　　“靓女先嫁”开先声——顺德产权改革启示录

　　在邓小平百年诞辰前夕，记者就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走访了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永华，下面是记者与杨教授的一番对话。

　　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伟大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权尤其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无疑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当年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国引起的震荡，至今余波未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典型。素闻您长期在跟踪研究这一典型，能不能给我们作一详细介绍？

　　杨：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过：“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顺德领导受此鼓舞，于是就大胆地进行产权改革。完全可以说，顺德产权改革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顺德从1993年开始搞产权改革，经过两年多努力才基本上完成。其产权改革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评估资产，界定产权。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资产不是由顺德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说了算，也不是由企业的经营者说了算，而是邀请广东省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这样的评估是客观的，结论是准确的。第二，政府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为不同类别的企业制订不同的改制方案。第三，在资产交易过程中进行拍卖。拍卖这种交易方式保证了资产交易的公正性。第四，企业拍卖后进行利润清算、产权移交、签订合同等，办理必要的法律手续。第五，妥善处理好企业产权改革的配套工作。

　　经过改革达到了以下几个结果。第一，调整了公有产权和民营资产的结构。公有产权占总产权的比例，从产权改革以前的90％下降为产权改革后的62.4％，外商和民营资本的比例从改革前的10％上升为改革后的37.4％。国有产权从大部分的竞争性领域里退出，让给外商和民营资本。顺德的说法是“抓住一批”，如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专营性企业，包括公路、电厂、水厂、外贸等的企业；“放开一批”，放开在竞争性领域里的企业；“发展一批”。第二，企业从政府的附庸改变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第三，理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国家作为资本的所有者，对企业进行直接的管理是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所以，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是不会放弃对资产的管理的，这样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企分离。顺德经过改革，国家从大量的企业中脱身出来，从独资改变为控股或者参股者，真正实现了政企分离。政府与企业关系理顺的实质是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投入了必要的制度。

　　记：顺德产权改革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一些问题上还引起了激烈争论。具体情形如何？

　　杨：广东经济学界从1994年底开始关注顺德改革。广东经济学会主办的《南方经济》邀请了顺德市委政研室写了一篇题为《顺德企业产权改革的几点认识》的文章，发表在1995年第2期。这很可能是研究介绍顺德产权改革的第一篇文章。不久，广东经济学会组织了一批学者赴顺德调查，组织了几次关于顺德产权改革的学术讨论会，《南方经济》对讨论会的各种观点作了报道，写成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性论文，先后发表在《改革》、《南方经济》等杂志上。1995年后，顺德的产权改革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发表了各种看法，有的看法引起了激烈争论，如“靓女先嫁”、“贴身经营”等。上个月我在哈尔滨参加一个全国学术讨论会的时候，会上对“靓女先嫁”仍在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回避产权改革，在一个国有企业占相当大比例的地区，不改革国有企业能否出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争论是很正常的。

　　记：顺德产权改革已经十多年了，现在是否可以宣布改革成功？

　　杨：判断顺德产权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应该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用这个标准来判断，顺德的产权改革是成功的。我认为，目前衡量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还得用国内生产总值GDP。顺德的GDP从1992年的63.81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509.02亿元，11年增长了8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0.77％。这个速度是相当高的。在这个期间，广东的GDP从2447.54亿元增长到11769.73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5.34％，顺德比广东高出5.43个百分点。全国从26651.9亿元增长到103553.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13％，顺德比全国高出7.64个百分点。顺德的产权改革是推动顺德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有力杠杆。

　　记：是否可以评估一下顺德产权改革的普遍意义和历史地位？

　　杨：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考。如果把顺德的产权改革，只看作一个县级单位的一项改革，从全国的改革历史来看，也许不会有多大的地位。但如果从理论的高度来看，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估计。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是国有企业，难就难在传统国有企业这种所有制实现形式能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现在我们认识到，国有企业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顺德改革的普遍意义就在于找到了一种与市场机制相容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项艰难的改革，并不只局限于顺德，对全国其他地方的改革可能都是有启发的。这就是顺德产权改革的普遍意义。从国有企业改革历史来看，顺德产权改革是比较早成功的一个案例。

　　和谐的乐章——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的良性互动

　　“许多事实表明，邓小平的某些设想，总是先放到广东试验，然后亲临视察，总结经验，再升华为理论。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又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的成熟。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的良性互动，奏出了和谐的乐章，耐人寻味。”这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金龙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

　　记：邓小平是经济特区的首倡者和支持者，广东省经济特区建设的探索，既造就了特区发展的辉煌，又用事实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问题，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内涵。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邓小平对广东改革开放的支持和推动，始于经济特区的创办。1979年4月，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然而，由于当时“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加上广东沿海一带“走私贩私”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少人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持怀疑态度，一些人甚至提出“特区只留下了一面五星红旗，其他已全部姓‘资’”。1984年1月，正当经济特区建设面临巨大压力时，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充分肯定了广东经济特区的做法和经验。视察期间，邓小平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这是他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试验效果的第一次公开表态。通过对广东经济特区的视察，邓小平加深了对经济特区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特区建设的思路。1992年春，当广东经济特区再次遭到非难之时，邓小平不顾高龄又一次来到南粤大地，来到特区，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目睹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邓小平对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姓“资”姓“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两手抓、共同富裕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区建设的成就，使邓小平还发出了一番肺腑之言：“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可以说，广东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实际上回答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邓小平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实践的支撑。

　　记：邓小平曾经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果真杀出了一条血路。那么，广东人敢闯敢冒的精神，对邓小平选择和确立改革开放的路径和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岭南文化孕育了广东人敢为人先、开放兼容、务实肯干的精神，广东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步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广东人肩负邓小平的重托，创造了不少全国第一。如物价改革、股份制试点、企业产权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民主选举、社会保障等，广东都是先行一步。正是广东人这种敢闯敢冒的精神，使邓小平认识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可以说，邓小平敢想敢干的处事风格，给广东改革开放路径和方式的选择以深刻的影响，从广东人敢闯敢冒的精神中，邓小平又进一步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应采取的方式和路径。

　　记：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广东时，对广东的发展目标进行了明确的定位。是邓小平青睐亚洲“四小龙”，还是他特别关爱广东？

　　陈：应当说两者兼而有之。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对广东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的明确定位。1979年以来，广东的经济发展不仅高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而且超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的发展速度。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东从一个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经济的腾飞，使邓小平看到了广东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并把近20年广东的发展目标定位在赶上亚洲“四小龙”。令人欣慰的是，广东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突破万亿元，2003年已达13524亿元。在邓小平预定的时间里，只要每年保持8％－9％的经济增长速度，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便没有问题。届时，广东人民将交出满意的答卷，以告慰邓小平的在天之灵。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雷渡桥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刘力勤

　　图：

　　李江涛研究员

　　曾牧野研究员

　　杨永华教授

　　陈金龙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