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哑"拍车党"头目昨受审(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9日09:57 广州日报大洋网

法庭通过哑语翻译人员协助审理聋哑人被告。刘继明摄

　　核心提示

　　盗窃团伙也全国招聘！他们的招工部先向全国招收学员，再经培训部严格培训，“结业”后被选拔到各个行动小组……这是广州一个特大聋哑人“拍车党”盗窃集团的小偷培养模式。这个聋哑人盗窃集团实行严格的公司制管理，全体成员不但实行“年薪制”，集团结构还从上往下分四级呈金字塔架构，中间设有财务部、培训部、行动小组等多个组织。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这个“拍车党”盗窃集团的盗窃效率也高得惊人，在一年半时间内，竟涉嫌连盗带抢共84次，所得赃款赃物共计数百万元。

　　昨天，该盗窃集团的培训部相关人员，以及“高层”三位头目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受审。

　　记者柯学东通讯员黄焕葆

　　组织机构

　　盗窃集团金字塔式管理

　　这个盗窃团伙的被告人多达49人，全部是聋哑人，主要来自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和山东等地。本月10日和11日，天河区法院已经对部分中下层的盗窃嫌疑人进行了开庭审理。昨天受审的是该团伙的4名中高层人员和4名培训部“教官”以及后勤人员。

　　集团“大佬”原是木工

　　说起这个“拍车党”，不得不提到一名叫朱全利的人，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是集团的头目，但在昨天法庭上，另外7位被告一致供述他是集团的“大佬”。

　　朱全利今年42岁，内蒙古海拉尔市人。原在广州当木工，其间做过一些换外币生意，在梅州市购置有房子，老婆和家人常住在那儿。从1996年开始，朱全利见“拍车门”盗抢犯罪有利可图，便开始在广州等地作案。到1998年，朱全利开始组织该聋哑人盗抢犯罪集团。1999年年底，在广州警方摧毁了该集团的部分窝点后，脱逃漏网被公安机关通缉的朱全利带领其他人转移到深圳作案，以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主要活动范围。

　　据朱全利以及两位集团二号人物朱玉庆、尹绍忠供述，虽然朱全利有“拍车门”盗窃的组织“才华”，但这次涉案的团伙并不是由他自创的，他是继承了一位姓陆的家伙的“衣钵”。据了解，朱全利与朱玉庆都是做木工的，因此很早就认识。朱玉庆原来在一位姓陆的聋哑人手下“拍车门”，2003年6月，姓陆的撇下手下一帮人独自走了，“群龙无首”的“拍车党”决定另立山头。朱玉庆于是发短信息把朱全利从梅州叫到广州，另加上尹绍忠（原来自己拉扯有一派）等几人，在番禺一个代号为“6号点”的酒楼里商量重组“拍车党”。后来，“6号点”就成为了该“拍车党”集团的总部。

　　整个集团企业化运作

　　据公诉机关指控，新组成的集团实行金字塔式的企业化管理模式，由朱全利任大头目，负责整个集团的运作、收取赃物赃款、销赃，分配作案经费和日常生活费。为什么新来的朱全利能一举成为大佬呢？据一个同伙供述，是那位离任的前大佬“钦定”朱全利为“接班人”的，朱玉庆、尹绍忠也都认为朱全利能力强，信任他。

　　培训方式

　　集中学员搞“培训”　对付警察是必修

　　朱玉庆、尹绍忠的下面是各小组，包括培训部、行动小组等。而培训部无疑是该集团的特色。据起诉书指控：“从2002年到2003年间，该集团以招工的名义到全国各地招收、诱骗了几十名聋哑人到广州加入犯罪集团……并专门设立了以常俊刚为组长的“培训部”，负责向招收、诱骗来的聋哑人传授“拍车门”盗窃的犯罪方法。

　　以招工名义诱骗聋哑人

　　起诉书指控常俊刚是“培训部”的总负责人，今年33岁，内蒙古海拉尔市人。据常俊刚自己供述，一开始他被朱玉庆叫去“招工”，他共招到了7个人。这些人招来后被安排在花都区新华镇的一个出租屋内接受培训。常俊刚在招来聋哑人后，自己也参与“培训”工作。“培训”的方式是模拟“实战”，用一张板凳、椅子等做汽车，坐在上面的人扮演司机，其他人依次扮演各自角色进行演练。负责“培训部”的财务、后勤工作的刘海英偶尔也身兼教官一职。

　　据介绍，学员是在全国各地的车站、码头招揽的聋哑人。他们以找不到工作免费提供吃住为诱饵，将聋哑人骗来，起初让这些新成员从事一些手工工作，安排食宿。一个月后，便不再发工资，教唆他们只有偷到东西才有得吃住，其间有一部分人逃离虎口，也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被迫加入。

　　培训的“总教官”名叫于帮义，29岁，内蒙古牙克石市人。据于帮义交代，他本身也是在去年2月26日被“招工”来广州的，一开始也参加过“培训”，同年6月底“结业”后，因为不愿意去“拍车门”，就被安排做了“教官”，到案发前，教出的“弟子”多达11人。而培训的内容颇为耐人寻味。除了教聋哑人如何“拍车门”转移司机注意力，如何开车门盗窃以及转移赃物，如何若无其事地逃离现场等作案方法外，培训的“必修课”还有一项就是：在出现“意外”被抓获后，要保持沉默、装傻、打手势说父母双亡博取同情等；到了公安部门后，要绝食抵抗，要假装不会手语，让翻译也没辙等。

　　不肯学就遭棍棒殴打

　　而据另外一些“教官”说，作为“总教官”，于帮义非常严厉，遇到不肯学的或者学不好的，于帮义就会用拳头、脚，甚至木棍殴打他，或者罚跪、不给饭吃等。等“学员”结业后，就由朱玉庆带到番禺总部，等候选拔进入行动小组。最后两名被告人王利、刘春梅是协助于帮义的“教官”，其中王利的主要任务是扮演被盗的司机。

　　庭审直击

　　头目：“没参与盗窃”

　　据起诉书指控，从2002年2月到2003年9月，该集团共实施盗窃66次，盗得财物共价值约888.5万元；实施抢夺16次，抢得财物约26万元；实施抢劫2次，抢得财物2.5万元。

　　对于大部分指控的事实，朱全利、朱玉庆和尹绍忠等人基本上都供认不讳，但他们都声称自己没有参与过盗窃，也不知道抢夺、抢劫的事实。

　　因为属于聋哑人，法庭安排了广州聋哑人学校6位老师为他们作翻译。因为要用手交流，这些被告人在“说话”前都被解除了手铐。很多法律术语翻译起来非常费劲，而这些聋哑人也“听”得非常认真仔细，对起诉书每一处细微的不同意见都要逐个提出，以至于有时候两三位翻译只好一起上，轮流解读他们的意思，庭审工作一度进展非常缓慢。

　　参加旁听的被告人家属，可能是因为长期与聋哑人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他们大多也熟练手语。法庭纪律虽然不许旁听人员发言，但他们可以用手语互相交流，弄得其他旁听人员一头雾水。

　　作案手段

　　“奔驰”“本田”是目标

　　被选拔进入行动组后，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拍车党人”，每天要跟着小组组长出去“拍车门”。据交代，“拍车党人”分为5个行动小组，其中一组在深圳，作案主要选择上下班高峰期及容易发生堵车地段。作案目标七成以上是瞄准“奔驰”、“本田”等单人驾驶的小汽车。因为不能说话，他们在作案中主要通过手机信息代码进行联系。比如短信息“865”，8代表“钱”，65代表“来了”，意思是“钱得手了”。据了解，“拍车党人”要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集团规定，除周六、日外，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外出作案，每天每组必须完成的“任务”高达6000元，否则将断绝该小组的一切费用。同时还规定成员外出、娱乐等必须经组长同意，不准给家里写信和单独外出等。

　　分脏机构

　　“年薪制”：大头目月提16万

　　在严格纪律的约束下，该集团的盗窃次数和金额都非常惊人。如去年9月5日在天河中山一立交抢劫事主叶某13万元、9月19日在番禺市桥抢劫事主马某23万元等。

　　每月发200元年底“论功行赏”

　　朱全利的直接手下是二头目朱玉庆、尹绍忠，两人均来自黑龙江，各自负责几个行动小组。其中朱玉庆还负责培训部门。据交代，朱玉庆、尹绍忠虽然负责行动小组，但他们并不亲自参与“拍车门”，每次只管从小组组长收“战利品”，再转交给朱全利。

　　“拍车党”集团经常在“6号点”开会，会议只有小组组长以上级别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据朱玉庆交代，每次朱全利来参加会议的时候，他们都会向他汇报所负责小组的工作，所偷钱财在扣除生活费、房租后就全部交给朱全利。

　　会议中，朱全利还常讲一些分红问题激励大家。据了解，集团分配作案收入时，对各级负责人实行“年薪制”，并每月发给数额不等的活动经费，普通成员管吃管住，每月发放200多元生活费用，以笼络人心。朱全利本人则固定每月从盗抢所得的金额中提取16万元据为己有，到年底还与其他头目一起“分红”。盗抢小组所得财物必须在当天全部上缴，组员不得过问总数。朱全利曾说：“钱我先放着，到年底‘论功行赏’。”据了解，之所以实行年薪制，就是要逼着大家去偷，以免有人拿钱后逃跑。（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