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位老人病重，数百万南京人黯然神伤。

　　14日，《南京日报》以《日军暴行“活证据”李秀英病重》为题，报道了86岁老人李秀英不久前在家摔成严重骨折后，诱发肺炎、脑梗塞等多种疾病，目前正在南京市鼓楼医院重症病房接受治疗。从1994年起，李秀英老人就先后以“身体损害”、“名誉损害”为由，将日本有关方面告上法庭。在病床上，老人表示：“我要为这官司好好活着，但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孙子，我们一定要一直打下去，为我自己、为所有受难同胞讨个说法！”

　　无论从报道中，还是从市井中，我们都可以感到这样一种担忧：李秀英终不免要告别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所有约400名“活证据”，对日军暴行的揭露与控诉，会不会因此失去最有力的证据？

　　换句话说，我们如此担忧一位老人的生老病死，难道就是因为她对于南京、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见证者和国耻代言人？

　　纵然，对于李秀英等“活证据”而言，他们的身躯是城市痛处的微缩。但是，与植物中的“活化石”相比，他们的生命极其有限，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时空里以血肉之躯为这个世界提供各种历史的标本和证词，然而他们却无法扛起证明整个耻辱历史的责任。

　　同时，一生只被看作一段耻辱历史的“证据”，只被看作一座城市的特殊“代表”，这样的大众“视角”，对他们而言或许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对一位老人的健康状况报以最热切的关注——老人在已欠医疗款2万多元的情况下，院方“确保老人得到最好治疗”，医院职工纷纷为老人捐款，难道只是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生动、更贴近、更有说服力的缅怀方式——用关注人代替关注历史，用人说代替历史说，用人的位置填补历史的空白？

　　李秀英穷尽一生做日军暴行的“活证据”，但我们似乎还没有一种对“证据”的保护机制来回应他们。报道中说“李秀英老人经济困难”，是不是说明我们在作证的需要和人的生活需要上，对李秀英给予了两种关照？但愿不是。但有一点，李秀英们承担起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本该承担的责任，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却散落在民间，“自生自灭”。一场疾病就能让他们的家庭生活陷入危机，这至少不应当是李秀英们最好的生活状况。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我们在纪念历史的机制上的确存在诸多缺憾。“国破山河在”的悲哀，更多地体现在纪念场馆—————这样的场馆往往人迹罕至，不是因为门票高昂，就是因为宣传缺位；体现在“万人坑”之类的遗址上，我们在它的旁边点上买来的蜡烛，但是我们根本听不到长眠者曾经的心跳，我们与历史的真实场景存在太大隔阂。

　　李秀英们的活着，本来是消除这个隔阂的最好契机，这种契机当然和她“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官司有关，但更和她在生活中的“影响力”有关：夜里，老人经常会突然从床上惊叫着坐起来，拿起身边的茶杯、水壶等朝空中砸去，嘴里还一边大喊：“打鬼子！打鬼子！”

　　李秀英家人显然会受到这种“影响力”的影响。作为一名拼死抗辱、身中日军37刀的中国妇女，李秀英的“影响力”可以写就最真实的历史教科书。但问题是，我们如何保存并延续这种“影响力”，并且不受到李秀英们生老病死的困扰？

　　展开这种思索，不妨从不让他们“自生自灭”于民间开始。

　　一个旨在“关爱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的民间团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日前在南京成立，李秀英等10位幸存者成为首批受助对象。

　　“我们鼓励更多的幸存者加入协会，可以通过组织大众参与、幸存者互相帮助等方式，开展历史回忆、史实维护、对未成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极大地丰富他们晚年精神生活。”协会会长、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秦杰的这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和想像空间。（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