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之亢之，元元党国。一代报人，高山仰止”，这是吴冷西为《王亢之纪念文集》的题词。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确是资深的“一代报人”。记得在“文革”以前，河北省委一次邀请彭真在市人民礼堂为省、市干部讲国际形势。彭真开头说，我今天主要是讲基本观点，不讲更多的资料，讲资料不如王亢之掌握的多。当时，王亢之正坐在台下前排。原来王亢之于1947年调《晋察冀日报》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彭真亲自领导报社工作。当然彭真那样讲是自谦，那天他没有任何提纲，站着滔滔不绝地系统地讲了两个小时，令人敬佩。
正因为王亢之的这种经历，50年代初期当了市委宣传部部长，之后又当了主管宣传文教的书记；也正因为他位居这个岗位，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为被批判的重点。早在1966年5月至7月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天津组除了重点揭发批判胡昭衡、白桦同志以外，亢之同志也是受到揭发批判的重点。在8月市委工作会议上，王金鼎被公开点名批判以后，亢之更成为重点，因为“上纲上线”，“上挂下连”，他是主管书记，是逃脱不掉的。
有些人揭发王亢之一贯右倾，包庇右派。有的主管文艺工作部门的人员揭发，1959年以来，有关部门审查了方纪同志的作品，发现有问题，写了报告报王亢之。王却说，方纪写了好多好的作品，为什么不汇集？光汇集有问题的作品。以后又继续审查，报王亢之后都没有下文。1959年，有关部门审查了《新港》杂志的栏目“自由谈”，发现有“右派文章”，报告王亢之，他没有答复。有关部门向王亢之报告，某作家写了大量杂文，是“漏网右派”，他也没有答复。1960年春，天津市开会传达1959年底北京召开的文艺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了方纪、王昌定等数位作家，有关部门提出要不要写批判文章发表，王亢之不点头，只是讲“党史”，说“不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人还提到，有的工人对孙犁的小说写了批判文章，请示王亢之，他不答复。之后，发现“苏修”的刊物转载了《铁木前传》，又向他反映，他仍不答复，还质问：“你们的消息从哪里来的？有根据吗？”还说孙犁有压力了。周谷城在《新建设》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人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有关部门请示王亢之，他说周是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天津不能批判。王昌定给王亢之写了一封关于同志称呼的信，亢之批示刊登市委党刊《天津工作》。由于由办公厅负责编印党刊，给我印象很深，反响也不错。本来市委有这个称同志的传统，没有对亢之称王书记的，熟人还称他为“老亢”。记得有一次万晓塘同志在晚上参加我们的党小组会，人们都称他为晓塘同志，没有人称万书记的。在党刊上发表这类信有什么问题呢？可是却有人说，关于同志称呼问题，中央早有通知，王亢之为什么要发表受过批判的王昌定的信呢？这是“反攻倒算”！
有人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说，“《四郎探母》与《将相和》是修正主义”。有人揭发亢之对此十分不满，1963年在一次会议上对这一观点进行批评。他还于1964年在一次会议上说，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但也不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将相和》，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反社会主义的。有人揭发批判说，对于作家协会的工作，王亢之要求一是出作品，一是出人才。作家要有广泛知识，画家要行万里路，批评各级党委“重官不重学”（意思是重视干部，不重视艺术家）。并批判这种说法的根本错误就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文学艺术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
有人揭发批判，王亢之曾提出办晚报要“雅俗共赏”，欣赏“文人办报”，实际上要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的报纸。王亢之在1961年文艺座谈会上讲道：“好好办刊物，把出版社抓起来，加强对作品的讨论，用社会方式扩大影响，搞得活泼一些。”这样说有什么问题呢？有人却说这实际上是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都是当年的揭发批判材料，是亢之“右倾”的铁证。现在看来，这种“右倾”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市委工作会议上，对亢之的地主家庭出身也是批判的重点问题。亢之在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一二·九”运动时，第一批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家是深泽县有名的大户人家，被称为“王宅半边城”。王氏家族于20年代相继破产，开始分化。到了王亢之这一代，家中已经没落，大片田地变卖，只留下一所三套院老住宅和几亩园田。亢之的父亲也是读书人，过去一直在外工作，晚年住在亢之这里。有一次我去亢之家时见过他的父亲，和他说过话，是个知书达理的老人。亢之对父母（继母）很好。会上却有人揭发批判亢之供养两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分子。难道共产党员就不能孝敬父母吗？
从市委工作会议以后，亢之就被停止领导工作，在家写检查。至10月又恢复工作，至1967年1月18日，天津市委彻底垮台。我最后一次见到王亢之是在1967年冬天，那时得知他要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可是他却持悲观的态度，说自己在天津长期管宣传文教工作，能顺利过关吗？说此话时脸色异常阴沉。果然如此，几个月后，1968年2月，他被江青诬陷为“日本特务”、“深泽县叛徒集团的头目”，被迫害致死。“目有昧则视黑为白，心有蔽则以薄为厚”（苏轼语）。那个时代，在“左”倾思想统治下，真是黑白颠倒了。看看当年市委工作会议上对亢之的揭发批判，根本不是什么错误，而正是值得称道的优点。亢之在1964年小站“四清”中积极地执行陈伯达的指示，参与迫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可是自己在分管的工作中又抵制“左”倾，保护干部，最后自己又成了“左”倾的殉难者。这万恶的“左”倾呀！一言难尽，容我在以下几篇中细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