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众多遭绑架的人质中，英国独立记者詹姆斯·布兰登也许是最幸运的一个。12日深夜30多名枪手突然闯进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的迪阿法旅馆，强行绑架了23岁的英国独立记者詹姆斯·布兰登。几小时后，武装人员公布了一盘带有人质画面的录像带。在录像中，绑架分子声称，美军如不在24小时内撤出纳杰夫，他们将处决布兰登。然而情况不久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萨德尔的“强烈要求”下，伊拉克武装人员于13日下午释放了布兰登。

　　在被劫持的20小时中，他曾受到了残酷的折磨，也曾试图与绑架者交谈，并曾经一度成功逃脱。身为记者的布兰登虽然身居险境，却以记者特有的敏锐观察力记录下了亲身经历的绑架全过程。他获救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披露了自己遭劫持的惊险经历，使人们第一次能够近距离地看到伊拉克人质绑架者的内幕。同时也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伊拉克严峻的安全局势。不幸的是，就在布兰登被绑架者释放还不到两天，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又有一名持有美国护照的法国记者在伊拉克南部城市纳西里耶遭绑架。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军与伊拉克什叶派反美武装领导人萨德尔的迈赫迪军之间冲突愈演愈烈，人质危机将更加严峻。

　　根据国际记者保护委员会的报告表明，自从1994年起，已经有大约75名记者在报道战事时不幸身亡，另有273名记者因他们的报道而遭到报复性谋杀。仅在伊拉克过去的18个月中，就有30名记者在报道中殉职。我不停喊着记者，记者

　　那天并没有什么征兆，我刚刚住进巴士拉一家旅馆不久，大约11点左右，我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后，一群身穿警察制服的人闯了进来，他们朝我大喊大叫，并突然用手枪猛击我的头部。随后一个人抓起床单蒙住了我的眼睛，我被他们拖下了楼梯，推进了一辆车中。大约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开着车带着我在巴士拉城里不停地兜着圈子，直到我完全丧失了方向感。我的眼睛被沾着自己鲜血的布条蒙住了，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有人反复地在用那种夹杂着浓重阿拉伯口音的英语问我，“你是谁？”“你是不是中情局的特工？还是以色列特工？”一路上我不断用阿拉伯语大声喊着，“记者、记者”，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一个人理我。不仅如此，我的喊叫似乎招来了他们更大的愤怒，他们又开始用手枪猛打我的头，朝着我大喊大叫，并大声骂我。我听到了扣动扳机的声音

　　突然我感觉有人正用冰冷的手枪对准了我的太阳穴，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几秒钟后，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寂静被扳机扣动的声音所打破。我以为自己死了，我并不知道子弹并没有上膛，当时那种感觉就仿佛我的灵魂已经出窍，在不远处看着自己，那种感觉飘渺而虚幻。但我没有死，接下来四个绑架者轮流用手枪对准我的太阳穴，每次当听到扳机扣动的声音时我几乎都要崩溃。那种刻骨铭心的可怕折磨对我来说将是终生难忘的。

　　我开始猜测绑架者的身份，并逐渐判定这些枪手很可能是现在正在与美军激战的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萨德尔的支持者，因为我听到有人在小声嘟囔着纳杰夫的战事。大概有30多人参与了对我的绑架。不断有人来了又走，交换着各种处置我的意见。其中一个人尤其阴险，他那爬虫般的声音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当我用阿拉伯语喊着说自己是一名记者时，我听到他慢悠悠地说道：“啊，是啊，不过你也是一个英国人。”我要逃跑

　　不久我就意识到他们不会很快放了我。他们又用车拉着我穿过巴士拉黑暗的街道来到了一所房子前。我被粗暴地推下了车，上了楼，一名绑架者把我推倒在地，随后有人开始用电线和绳子绑我的手和脚。他们用一块破布堵上了我的嘴，关掉了房间里的灯，于是我被一个人关在了黑屋里。

　　此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一定会被处死，于是我决定一定要想办法逃走。我努力挣下了眼罩，又开始挣脱捆绑着手脚的绳子，但是绳子非常紧。在黑暗中，我隐约看到了一个炉子，此时我意识到自己一定是在一个厨房里。我费劲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走到了水池前，在排水口处我发现了一把刀。拿着这把刀，我近乎狂乱地锯着绑在手腕上的绳索，很快刀上就沾满了血，绳子终于断了。这个房间的窗户都装着栅栏，看来唯一的出路只有门了。绑架者走的时候我隐约感到他们用绳子把门拴住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穿过门上一个裂缝，松开了绑在门上的绳子。然而当我终于打开门时，我才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看到一个女人穿着睡袍站在门前，当时我猛地吸了一口凉气。不知哪来的力气，我一把用刀抵住了她的脖子，把她猛地拽到墙边，小声威胁道：“听着，你必须帮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她显然被吓坏了，我听到她用阿拉伯语乞求着“别杀我，我还有孩子要照顾，我不想死”。于是我定了定神，告诉她自己只是一个英国记者，她听了我的话似乎感到非常吃惊。我继续用刀胁迫着她走到了房顶的一个大平台上。环顾四周，到底从哪里逃脱呢？她告诉我可以跳下去，但是这足足有15英尺高。我让她向楼下轻声喊一下，看看下面有没有人在。没有人回答，于是我们下了楼，悄悄地溜出了前门。再次被抓

　　穿过大门后，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边是公路，虽然好走但却很可能再次遇到绑架我的人。另一边是人烟稀少的荒地，虽然不好走，但也许能躲过一劫。那是一个小垃圾场，我当时脚上没穿鞋。走在荒地上，我感到脚底钻心的疼痛。咬着牙我继续朝远处的一条主公路跑去。我几乎是徒劳地等着能有一辆车路过，在那里我傻等了足足有五分钟。忽然在远处我看到一幢建筑物泛着微弱的光，也许可以到那里试试运气，我蹒跚着跑到了那幢看着有点像政府办公楼的建筑物前。我用力敲着门，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卫终于把门打开了。

　　我跌跌撞撞地冲了进去，当时我只觉得终于安全了，后来才发现真是大错特错了。当我向警卫解释了自己的处境后，一开始他们似乎都很同情我，还给我喝了些水，并帮我清理了伤口。一个警卫向我保证会和英国军队联系营救我的事，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得救了，于是所有的伤痛感一齐袭来。正当我为自己的成功逃脱而感到庆幸的时候，一个警卫突然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说，忠于萨德尔的民兵组织就站在门口。他们让我赶快躺下，蒙上毯子假装睡觉。十秒钟后，我听到了那可怕的皮靴的声音，随后毯子被一把掀开。我发现自己再次面对着15个怒不可遏的劫持者，我猜想可能是那个女人或者是某个警卫向这些绑架者报告了我的消息。他们这次显然发怒了，咆哮着把我拽下了床，我被他们打得几乎昏厥。在一阵徒劳的反抗后，我再次被拖上了车。“对着相机说话”他们命令道

　　他们开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废弃的建筑物前，并命令我赶快下车。起初我拒绝下车，因为担心他们会从背后开枪把我打死。但是最终，在他们狠命的殴打下，我别无选择。在一个走廊里，我看到了一台摄像机。当时我仍然在徒劳地大喊着，“我是记者”，可是没有人理我。“对着相机说话”一个绑架者命令道。为了向世界播放一个如此短暂的镜头他们却不嫌麻烦地拍了很多遍，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我的名字是詹姆斯·布兰登，我是《星期日电讯报》的一名记者，我在伊拉克只是做一些报道。”恍惚间，我听到一名持枪者说假如美国人在24小时不停止攻打纳杰夫的话，我将被处死。这也是我被绑架后，第一次听到有人在我面前说起如何处置我的事情。我知道这盘录像将在全世界播放，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家人，他们也许比我还要焦虑。

　　说实在的，有时候你的大脑总是会冒出些奇怪的想法。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开始盘算着如何和绑架者商量一下，看是否可以用枪把我处死而不是斩首，怎么说被枪打死都好受一些，也不那么可怕。不过在盘算着这些怪想法的时候，我也在想如何再次逃脱。不久，他们又把我扔进一辆汽车里。随后他们开着车兜了两个多小时，不断有人下车和上车，现在原来的那批人几乎都下了车，而车上已经换了一批人，那些低级的枪手逐步被那些可能是高层人员所代替，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不是好兆头。我得救了

　　我又被带到了另一个地点。眼前仍然一片漆黑，黑夜似乎没有尽头，但温度却依然很高，我现在口干舌燥，只想喝口水。我被安置在一张床上，手被松松地绑着，守卫好像比以前友善了许多。床上没有床单，只有一个床垫，我的血不断渗到床垫里，当时我甚至还曾为此感到有些歉意。他们给我拿来了水，其中的一个人说道“现在你睡吧”于是关了灯。

　　我一直躺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黎明的到来，透过窗户我看到了太阳正缓缓升起，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着看着太阳落下。没有表，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中午的时候，我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好像有人来了。下午，一个人进来告诉我说我会在今天被释放。听到这个消息，我本该兴高采烈，但是我没有。我不相信他们，无论如何，他们曾经威胁要杀死我。这间房子里有电视，突然我听到自己的名字从电视机里传出。巴士拉有三百万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被捕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随后我听到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地说“记者，记者”。在那一刻，我仍然不知道萨德尔在当天已经呼吁要释放我，我也不知道英国外交部和英国《每日电讯报》一直在努力营救我。

　　这时，一个操着流利英语的绑架者走进房间对我说，我们要带你回旅馆。在车上，我周围仍然是持枪的民兵，我无论如何无法相信自己会被释放。随后并没有去我的旅馆，而是去了萨德尔在巴士拉郊区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仍然担心自己的绑架会继续。我绝对没有想到仿佛一瞬间我就从地狱进入了天堂，等待我的是一个在我看来颇为奇异的记者招待会，周围是全球各大新闻机构的记者。我真有些不知所措，有些迷惑，我当时还在想，这不会又是一场骗局吧？随后一个什叶派教长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一辆等在外面的汽车前，并送我去了当地警察局，当他们把我交给英国军警时，我才最终感到获救了。随后的一切仿佛是在梦中，他们给我进行了治疗，包扎了伤口，还拍了X光片，并收留了我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英国军队护送着前往科威特。

　　无论你相不相信，获救后的我当时立刻就想回到巴格达去，去做报道。但是我被一个英国驻巴士拉领事劝住了。被绑架的经历不会阻止我继续在伊拉克做记者的热情，不过下次我只想做报道，我可再也不想成为故事的主人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