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加拿大）

　　多年前，我在纽约举办一次书法展览时，结识了中文杂志《美国文摘》总编辑兼美国网络电视公司主席的杨皓先生。我知道他是纽约华人文化圈内一位相当活跃、深孚众望的文化企业家，他集作家、艺术评论家、记者、编辑于一身，同时他也是一位激情奋发、至情至性的诗人。最近他将累积多年的诗作结集出版，嘱我作序，我这才有机会对他的作品做了一次整体性的细读与探索。

　　读杨皓的诗，比读其他现代诗人的作品要轻松得多，他的易懂，一方面由于他诗中较少语意欠清晰稳定的暗喻，也少见可以作多重解读而在现代诗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歧义”，再方面他一贯采用一种直抒胸臆，让真情自然流露，让激情任意宣泄的表达手法。就诗的美学而言，这种方式也许具有争议性，但当诗人在处理某些特殊题材时，其激情非经由直接而酣畅的表达，实不足以突显他内在生命的裸裎，和昂扬勃发的意志，我读杨皓《中国》一诗即有这种感觉。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国家或民族不仅是他们的政治身份，同时也是他们文化身份认同的对象，这对一个浪迹天涯、漂泊海外的华人作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任何一位华裔由生至死都无法抹去的精神胎记，是他梦中永恒的图腾，但像杨皓这样在诗中表现如此刻骨铭心的深情，却属罕见。他隔海大呼“中国”，亦如远离家乡的孩子呼叫母亲一样，听来令人热血沸腾。以海外的华文作家来说，虽一时疏离了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无法割弃养我、育我、塑造我们的人格、淬炼我们的精神与智慧、培养我们的信念与尊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海外，不论我们立身何处，生活方式起了多大的变化，我们如期望写出优质而又能传之久远的文学作品，必然有赖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着。这对创办文化企业，从事文学创作的杨皓而言，其意义尤为重大深切。

　　影响杨皓诗歌风格和抒情基调的另一项因素是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据杨皓自述，他与惠特曼之间有一种文学上的宿缘，他曾多次坐在新泽西坎登惠特曼的墓前沉思，在长岛亨廷顿的惠特曼出生地徜徉。为了纪念这位心仪已久的大诗人，他在纽约成立了“沃尔特·惠特曼出版公司”，并发起创设了一项国际性的“惠特曼文学奖”。然而，对于杨皓，更重要的是对一种“惠特曼精神”的彻底服膺，这种精神就是积极向上，善恶分明，尊重人权，追求自由博爱与和平。

　　惠特曼传世之作《自己之歌》想必对杨皓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甚至于对他世界观的构建也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启迪作用。《自己之歌》这首长诗主要在通过作者的自我体验，以折射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在荒烟滚滚所展现的拓荒精神，以及物欲横流中的人性执迷。诗人颂赞了前者却也无情地批判了后者。

　　身外物化的喧嚣和浮夸的年代，诗人如杨皓者不仅要追求心灵的净化，而且要永远服膺惠特曼精神，永保一份对缪斯的敬畏之情。读杨皓的诗，我们发现他对现实的反应极为敏感，经常有陷于矛盾泥淖中的苦恼。他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所提供的各种方便，另一方面又厌恶物质文明加之于人类的精神污染，他把这种污染视同“绑匪”，把物欲视同“脚镣手铐”，而大有陶渊明的“心为形役”之叹，于是他的诗中除体现惠特曼的积极精神外，同时也向另一位他敬爱的美国作家梭罗倾诉，以寻求心灵的解脱：

　　请给我一把钥匙

　　打开我的脚镣手铐

　　请让我可以自在的呼吸

　　请让我沉浸下来喝一口

　　瓦尔登湖的湖水吧

　　所谓“瓦尔登湖的湖水”不就是梭罗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之水，一种醍醐灌顶，助人清醒的智慧之泉吗？

　　论者说：杨皓的诗简明易懂，但在意象语言的经营，表现手法的求新方面尚有待提升。不过也不尽然，我也读到过若干惊人之笔，例如《与亨利·戴维·梭罗在密林中对话》一诗，其中除了像“绑架的匪徒”与“脚镣手铐”的暗喻外，他也运用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如：

　　如果你的斧头再一次跌进深潭

　　你的目光是否还能将其捞起？

　　其实把这当作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也未尝不可，也许这是杨皓一次不自觉的神来之笔，但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讲究“虚”与“实”相互交替的手法颇为暗合，使具体的事物与抽象的理念或情感产生认同。这种表面看似神秘而实际上却富于形而上思维的暗喻，主要是能生发古典诗歌美学称之为“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

　　此外，以虚实相生的手法，使诗情诗意不仅表现于可以知解的语言层面，更隐藏在语言的背后，而达到“意在言外”或“言外之旨”的效果。这虽不是杨皓的主要技巧，但偶尔用之，却也十分出色。事实上杨皓有若干短诗，其玄妙之处，令人击掌，如《在林肯隧道收费站》的最后几行：

　　从哈德逊河的腹腔穿过不时听见

　　头顶有鲤鱼的争吵之声……

　　这是神奇的诗人之“听”，一种魔力无边的诗性意象，足以展示出杨皓丰沛的想像力和才情。

　　二○○四年四月于温哥华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8月20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