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的市委工作会议，是在京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的继续。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胡昭衡，在市委工作会议上仍是第一个重点。有参加过华北局工作会议的人员参加市委工作会议，大会秘书处又印发了《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各组揭发批判胡昭衡同志错误的情况》，因此，一开始就掀起揭发批判胡昭衡同志的高潮。

　　印发的文件《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各组揭发批判胡昭衡同志错误的情况》，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胡昭衡同志在天津工作两年半期间，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第二部分为“批判《老生常谈》”，有专题材料。第三部分为批判《一个共产党员的诞生》、短篇小说《跳崖》、《乃红子》。对胡昭衡的揭发批判，事无巨细，全部“上纲”。例如某区揭发胡昭衡一次视察工作，四次插话提到钱的问题。当区里汇报街道居民生产问题时，他问怎么给钱？某街干部汇报时，他又问青年干部收入多少钱？居民委员会汇报时又问保育员一个月收多少钱？居民代表汇报从工厂拉炉灰修胡同的路时，他又说工厂还得给你们拉炉灰的钱呀！这本来是关心群众生活的表现，无可非议，可是却被批判为处处“宣扬金钱挂帅”。

　　会议进行的中期，胡昭衡的夫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以行同志就胡昭衡的问题讲了个人的看法。林以行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38年夏，她在湖南襄阳师范学校毕业后，立即和两位同学奔赴武汉，被介绍到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训练班学习，后来几经周折，于当年8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到部队工作。调天津工作以前，曾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处书记。

　　林以行在小组会上说：“从《老生常谈》这书说也好，一贯看他也好，在组织上没有结论以前，我认为胡昭衡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我对昭衡了解。我们是1940年在八路军120师认识的。我说一点情况，帮助同志们分析批判。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研究问题不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胡昭衡在抗战前是学生，家庭是富农，父母参加劳动，也是剥削阶级。他于1933年参加过左翼作协，那时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爱写文章。1933年参加反帝大同盟，5月被捕，坐了一个月的牢。因为没有人证、物证，经学校取保释放。放出后继续在学校念书，后来到北京大学念了两年书。1937年参加八路军，在120师，没有被俘过。他在旧社会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是学生。抗战中做过两年组织工作，其他时间做宣传工作。日本投降后到东北，1946年到内蒙古，一直在内蒙古工作18年，当过骑兵师政委。1960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还分管农业，下去的时间多。从1961年开始写《老生常谈》。从他本人一贯历史表现看，是否有意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认为不是。他工作一贯积极，一帆风顺，助长了他个人主义的发展。后来调到大城市，在大城市当市长出头露面多，助长了他个人主义的发展。胡昭衡是属于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写过一些不好的文章、不好的作品的人。正如《十六条》中第五条说的那样，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林以行还说：“总的来看，这是好事，很好，欢迎。不是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听到这些意见。大家毫无顾忌地讲出来，这是好事。尽管有些同志揭发出来的有些事实不是这样，也没有坏处，将来组织上查证、核实、结论。如有的同志讲，我们来天津后修房用了一万多元，实际上是我们来以前市人委修的。如‘简报’上说，家庭烧煤、家具都是公家出费。我们家庭烧煤从来是自费，家具也按规定交折旧费。订几份报是公家规定，每位书记家里都是如此。要说是错误，是制度不对，不是胡昭衡一个人的事情。”

　　林以行的发言以“简报”的形式刊登以后，立即引起各组的声讨批判。若干组都出了专题“简报”，对林以行的发言进行批判。有的说：“看了林以行的发言，义愤填膺。这是林以行公开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挑战，必须彻底揭露她，坚决反击她。”有的说：“大家情绪激昂，非常气愤，一致认为，林以行的发言是株大毒草，是公开地为胡昭衡涂脂抹粉，明目张胆地为胡昭衡进行辩护，是对揭发胡昭衡问题的同志进行反扑。”

　　有一篇“简报”有三个横标题：一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夫妻店”；二为“坚持反动立场，为胡昭衡诡辩”；三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各组还贴了不少大字报，要求罢胡昭衡、林以行的官，要求对胡昭衡公开登报点名批判，同时把林以行列为“黑帮”，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胡昭衡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当年我作为编印“简报”的负责人，为揭发批判胡昭衡、林以行推波助澜，也是难辞其咎的。历史竟如此曲折，当年在会议上揭发批判他人的与会人员，散会后等待他们的也是被揭发批判的命运。

　　在这场“文革”灾难中，胡昭衡夫妇是几度沉浮的。市委工作会议上，胡昭衡夫妇都被戴上“黑帮分子”的帽子。之后由于形势发展曲折，又让胡昭衡出来参加天津市革筹小组和革委会的工作，随之也让林以行工作。1971年1月又涌出一阵黑风恶浪，昭衡被污为“坏人”、“天津五·一六总后台”，以此为罪名被军事监护达三年之久。林以行也被送进失去自由的“学习班”达两年之久。1978年初，昭衡重新出来工作。

　　昭衡在1978年元旦赠以行诗云：“嘉年喜登临，患难夫妻亲。花甲存芳泽，芝兰生林深。天秋气肃杀，野寒森凌阴。风雷激荡久，健我与尔身。虽遭斧柯频，削株难掘根。严霜见后凋，原燎露真金。战士暮年志，鞠躬尽瘁心。”壮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