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遵义会议

邓小平与遵义会议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09:45 贵州日报

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几起几落。关于他在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这件事,也是几进几出,但最后终究达成一致。　　1931年8月,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随后,在临时中央开展的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中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最后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由于乐安地处边区,“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犹恐邓小平去那里“闹乱子”,所以,不足十天,又被江西省委召回,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并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直到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前夕。　　1958年11月3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根据邓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经请示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在遵义会议会议室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按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序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横遭迫害。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1976年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延续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过去一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1、《红星》报主编:2、中央队秘书长;3、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有如下这些佐证: 　　(1)在邓小平过去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这个期间的职务,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　　(2)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3)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4)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5)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刘英。刘英说,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作战部队,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我接替。　　综上所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任职,已经相当清楚了。这里需要研究的是,中央队秘书长和党中央秘书长是否一回事?刘英在《望》1986年第41期发表的回忆录《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中写道:“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近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也谈到:“李富春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前线,叫我接替他,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刘英1984年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所谈与以后的著作和接受另外的采访者所谈,一为中央秘书长,一为中央队秘书长,应该说两者是一致的。因为邓颖超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长后,除了邓小平接替她的工作的记载外,没有史料记载中央秘书长另有人担任。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朱德、博古编在军委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中央队;陈云、刘少奇、凯丰分别担任军团的中央代表,随军团行军。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而在战略转移中起决策作用的“三人小组”成员毛泽东、王稼祥又在中央队,那么,长征中的中央队,在实质上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中央队秘书长所担负的工作,应该就是中央秘书长担负的工作,当时在戎马倥偬中职务的名称有时不那么严格,两者的职责是一致的。　　关于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历史作用,建国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　　1980年8月21日,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在1989年5月31日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在1989年6月16日,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谈话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现在起需建立起一个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建立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后来加了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当中的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来,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作者：石永言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