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多个国家的警察和安全部门正在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其对社会活动的监控能力。进行中的雅典奥运会，在“更高、更快、更强”的比赛后面，是不是做到了比以前更不商业化、更接近于古典体育精神、更有奥林匹亚诸神狂欢且率性而为的大气，尚待评价。但是可以肯定，它是更加“警察化”的一届奥运会。主办方花费3亿多美元打造了特大电子网，对全部赛场和公共场所实行监控。电子摄像头以及相关的软件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和监听，其细致程度可以发现路人在街上丢失钥匙。希腊警方发言人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网络，也是首次如此大规模地应用在国际比赛中”。我们看到“9·11”之后的美国也是这样。安全部门已经要求在飞机的驾驶舱中安装摄像头以便监控，这是史无前例的做法。有报道说飞机驾驶员反感和抗拒这种做法，但不知道他们的抗议是否有效。还曾读过一篇报道说，英国各大城市处于数百万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关于这个数字笔者无力查证，姑妄信之并推断，电子监控技术已经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公共生活领域。

　　稍加比较不难发现，原来中国在这个进程中并不落后。最近两三年来，陆续有报道说多个城市正在大规模安装电子监控装置。最新的一篇报道是，上海将在2010年以前，安装20万个摄像头，对路口、小区入口、公共场所等实行“340度环状旋转、24小时全天候实时监控”。可以预测，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多个重大项目的展开，我们将会见到更多、更密、更精的电子监控摄像头。也许未来情况将是，人们一出门，就无往而不在电子眼之下。中国成语“天网恢恢”，从此具备高科技的实体形象。

　　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监控装置是否干涉了个人权利(例如侵犯了隐私权)？在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往往不讨好。反诘的逻辑是现成而强硬的：是的，谁也不喜欢被人盯着，但是政府这么做也是为大家的安全着想啊；你不做坏事，你心虚什么？很少有人经得起这种诘问，不用两个回合就退下来回家反思自己怎么会被摄像头弄得心虚。不过笔者还是想对这个问题多嘴两句。在政治文明时代，涉及到大家利益的公共安全问题，还是让大家都尽量多讨论为好。何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要安全还是要隐私的问题。

　　如果要“私权利”为“公权力”让步时，西方国家一般有两个基本的处理原则。一个是“重大原则”，一个是“平衡原则”。前者的意思是说，如果要限制个人权利，一定要基于重大理由，例如，是否存在着重大而且直接的危险，非要这样的限制不可。所以，西方国家不是说以前就完全没有电子监控装置，但是公众对这种做法的普遍默认，还是出现在9·11之后。雅典奥运会这样大规模的电子保安系统，也是基于反恐的理由，恐怖袭击的确被认为是重大而直接的危险。至于后者即“平衡原则”的意思是，有许多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能够帮助被限制的一方获得反制的机会和渠道。非常简单的说，如果总统觉得现在有恐怖袭击的风险而必须监控，那么其他人也可以认为总统才是真正的恶棍并竭尽全力去监视他。这当中有许多复杂而精巧的制度设计，要点就是平衡。

　　反观我们自己，很遗憾，就所看到的报道中，基本没有为大规模的公共场所监控提出重大理由。所列举出来的，主要是有利于打击街头犯罪，肃清街头招嫖者，防止街头无证摆卖，以及突发事件救助。这些不能说不是理由。但是第一，这些理由的重要性还可以商榷。它是否重要到像可能有的恐怖袭击那样，使我们已经不能依靠常规手段，必须放下个人自由、隐私、尊严方面的讲究，承认随处都可能有的电子眼的监控？恐怕未必。第二，设想街道上都安装了摄像头，如果能够震慑犯罪于未发生之前，当然最好不过。但是这一点从来都是很难证明的。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如果发生了街头罪案，警察是否自动认为负有最先发现的责任？如果是，那么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必须随时发现监控范围内的“情况”，对于公安部门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工作负担。如果不是，那么，加强巡逻，鼓励报案，是不是更为实际而经济的办法呢？

　　撇开严重凶残的犯罪不论，一般的街头流莺和无证摊贩对于社会的危害决不算最大。假如有人说，贪官污吏对社会的危害更为直接而重大，应该在政府部门中装上摄像头，震慑那些以权谋私和职务犯罪行为；大概他会被当作神经病对待。但是，有些人根本不说，直接就那么做了。根据已经揭露出来的材料，早有黑社会分子通过电子摄像装置录下了政府官员在娱乐场所寻欢作乐的场面。有心者不妨留意，看看法庭是否接受这些电子资料作为指控的物证。我们既然可以“制度创新”到这种程度，鼓励孩子监督当官的爸爸，妻子监督当官的丈夫，那么通过摄像头反腐应该不是不可以想象。

　　基于重大的安全理由而在特定时段和特定地点实施监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窝蜂地去搞什么高科技的全城电子监控，并不值得唱赞歌。为什么不多花精力研究怎样利用高科技更好地造福于人的生活而不是监控人的活动呢？据说，一线交警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如果能用摄像头帮助管理交通秩序，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则善莫大焉。广州新机场高速路的弯道设计有缺陷，刚刚发生了“三尸四命”惨剧，竟然没有一个部门有改善的办法。设想如果能够用摄像头帮助司机，将监控技术用于帮助每一位可能穿行于高架桥下的市民，避免从天而降的血光之灾，则善莫大焉。

　　本期专栏作者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