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重庆市在新一轮公选“村官”中，政府毫不隐晦自己的政策导向：在具备“德”的前提下，把竞选者自身的致富能力和带动他人致富的能力作为选拔的重要标准。“道德权威”让路，“先进干部”退场，富人能人上道，成为当地村民票选“村官”新时尚。

　　几十年来，“村官”大多由老贫农、老实人等“道德权威”担当。这些人习惯于沿袭传统道德治村，但在发展经济方面往往能力不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需要的村官自然和过去不同了，他们需要那些有能力、有本事，能带领他们致富的人做村官。为此，那些经商办厂的富有者就成了许多农民推崇的对象，这些人当选村官也就成了众望所归。

　　鼓励富人担任村官，重庆并非特例。早在10多年前，广东就开始鼓励“经济能人”当村官，目前富人执掌“村印”已成当地农村一道新景观，尤其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更为常见。在江浙一带，富人执掌“村印”的比率也相当高，来自浙江义乌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当地富人出任“村官”的比率达到了43%，有的镇甚至高达60%以上。

　　“先富群体”往往具备特有的榜样和示范效应，对村民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这些在市场经济中领先一步、胜人一筹的能人，代表了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是我们党“富民政策”的实践者，是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在这样的情况下，渴望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农民，自然愿意把选票投给那些把自家搞得很红火的人，希望他们把“大家”也搞红火，这就使得“富人”当村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由富人执掌“村印”，于广大村民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减轻负担，带来经济收益。这些富人、能人在当选前的施政演说中，特别强调要让大家富起来，这对村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在浙江义乌等地，富人们甚至可以以巨额捐赠的方式竞选村官，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一些人质疑，但显而易见的好处却成了不争的事实。一些富人当上“村官”之后，也纷纷兑现自己的承诺，非但不要工资，而且乐于以个人资产提供公共资源，兴办公益事业，造福一方百姓。

　　富人出任“村官”的目的大多是为了留个好名声，过过当官的瘾，让家乡热土变变样。同时，“参政”还能给他们带来功利与非功利的双重收益——“村官”的政治身份可给他们带来招商批地等方面的实际便利，他们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结识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同时降低自身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比较而言，通过当村官想捞一把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

　　“富人参政”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简直就是治疗乡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问题的良药，政府主管官员们自然乐得让富人们竞选村官。

　　由此可见，让富人、能人当选“村官”可谓是“一石三鸟”之举，村民、富人以及地方政府各方均从中获得了利益。对这样的好举措，有关部门应及时总结经验，从制度上加以完善，让更多的富人进入“村官”的行列，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稿源：红网)(作者：高福生)(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