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发过一篇《说说党内斗争哲学》、（《一场党内“文革”纪实》之七），觉得言犹未尽，想联系市委工作会议再说点浅见。

　　从华北局工作会议到市委工作会议，都是以揭发批判领导干部为中心的党内斗争。它既具有历次党内斗争的一般特点，又具有“文革”的特殊之处。这场斗争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任何人无法预测的，乃至后来的事态发展连老人家自己也始料不及。我的一位朋友、日本的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就中国的“文革”与日本的新左翼做比较，著文说中国的“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奇妙运动”。为什么说“奇妙”？他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近代政治革命包括、也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市民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种类型。中国在经过艰难曲折的革命后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这样的党和国家却受到造反的无产阶级大众的批判打倒。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这里桥爪说的并不准确，其一为整个党和国家并未被打倒，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构都被推倒重来了。其二为不是被造反的无产阶级大众打倒的，而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党内“文革”开始，进而发动红卫兵和造反派造反。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两者都不具备正式组织的特点，又都是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因而互相发生冲突，内战不休。

　　1966年8月市委召开工作会议之日，正是“文革”初期党内“左”倾思潮达到高峰之时。会议对有关领导人的揭发批判，有以下特点：

　　首先，宁左勿右，急风暴雨。“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一看法在党内干部思想上根深蒂固。当时遇到“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以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最高指示（《五·一六通知》），像战斗号角已吹响那样，鼓动党员干部沿着“左”的道路急驶。会议原定有学习时间，可是没有学习一两次，很快就开展揭发批判。过去党内倡导整风要“和风细雨”，如今是“对敌斗争”，暴风骤雨。“又粗又长的黑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等帽子满天飞。有些人批判当年天津市的建筑规划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规划，是扩大三大差别的规划。当时天津是地地道道的计划经济，哪里来的发展资本主义呢？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语）。1962年进行了甄别平反。可是有些人却说这次不该否定的否定了，实际上反右倾以后又犯了右倾错误。有人还批判王亢之对文艺界反右派的汇报批示“可戴可不戴的不戴，戴上被动”。按这个逻辑，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数还嫌不足！这种“左”倾思潮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潮。

　　其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讲到党内斗争时，多次引用《昭明文选》宋玉那篇《登徒子好色赋》教导人们不要像宋玉批评登徒子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可是毛泽东本人在对待他的战友刘少奇、彭德怀等许多人时，也恰恰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真是党内工作的莫大悲剧。再例如，因为京、津距离近，周扬来天津比较多，有些人就说天津是周扬的黑据点。又如，批判市委统战部只“统”不“战”，还提倡什么“神仙会”（当时是中央提的），只许阶级敌人“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有些不单是攻其一点，还发展到牵强附会、十分荒唐的地步。例如胡昭衡的小说《一个共产党员的诞生》，一个党员名叫罗驴驹，有人竟说这是诬蔑共产党员是骡子和驴的杂种，何其毒也！现在看，何其荒唐也！有一年过春节，王亢之和大家见面时给大家作揖，有人牵强地说与《燕山夜话》提倡的一样。有人揭发，1962年亢之接见文艺界，每人拿了一元钱吃了一顿，还说要大家保护身体，批判亢之“这是什么精神状态”！那时一元钱，确实够吃一顿的。当年虽然上层有特殊化的问题，但总体上是十分清廉的。我从1955年调市委办公厅至“文革”开始，惟一的一次公款吃请，就是市委秘书长郑季翘调京时，在市委招待所小范围内摆了一桌。

　　第三，众口一词，不容置疑。在揭发批判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人人上纲上线，怎么拔高也不为过。在北京批判了“三家村”之后，市委工作会议上也找“三家村”。可天津从来没有三人开专栏写杂文的，甚至也没有个人开杂文专栏的，于是就强拉硬拽，有人说白桦、王金鼎和方纪是“三家村”；还有人说王金鼎和卫生系统、体育系统的两位负责人是“三家村”。真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可是谁人敢质疑呢？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有人揭发市人委办公厅主任杨腾说过胡昭衡是“活焦裕禄”。杨腾同志从市委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各组揭发批判胡昭衡同志的情况》中看到自己被揭发的此事，特向大会秘书处写了申诉。杨腾有理有据地否定此事。1965年胡昭衡深入群众进行“微服私访”等活动，有人揭发杨腾说“胡昭衡是活焦裕禄”，完全是以讹传讹，实际上1966年2月《人民日报》才发表了焦裕禄的报道。杨腾提出“何时、何地、何人”听他说过此话？无人能够答对。杨腾的信发表后又遭到批判。有些人说，不论杨腾是否说过这句话，作为办公厅主任，难道没有给胡昭衡抬过轿子吗？真是岂有此理！

　　第四，众叛亲离，彻底孤立。在“左”倾思潮的侵袭下，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特别是重点批判对象的身边人、知情人、受重用的人，压力很大。不积极揭发批判，就是划不清界限，就有受株连的危险。批判王金鼎时，不仅会内批判，还召开几次中型会，吸收会外知情人参加。几位被重点批判的领导同志，最后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只剩下自己的夫人。

　　第五，暂时挂起，等待处理。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在家停职检查，有的被监护起来，如此等等，不再赘述。

　　这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延续了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做法，把“阶级斗争”转移到了党内，对自己的同志、同事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少奇在1966年7月底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个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不是你我所能左右得了的。”党内斗争的这种情况，就是“左”倾残酷斗争，一棍子打死，自己咬自己手指头，无尽无休。至今想来，还是要讲政治文明，走依法行政之路，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才能走出这个奇妙的运动逻辑的怪圈。这么一条简单的政治真理，是多少正直的政治家、革命干部的生命和冤屈才换来的，真是值得我们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