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精神不愿离去(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2日11:46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深圳街道两旁的红木棉花傲然怒放，喜迎春天。邓小平26年前在当时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边陲小镇画的“圈”，如今已变成一座现代化都市。

　　1979年2月2日，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一位女骑手向邓小平赠送牛仔帽。

　　这是1979年1月29日拍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右一）在华盛顿欢迎到访的邓小平副总理的资料照片。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观看小学生操作电子计算机时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七年多了。伟人已去，事业长存。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学习他的光辉思想，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最好的行动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摘自8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整整100年前，邓小平来到这个世界上，直到现在，中国人还处在他的影响之下，他依然在精神上领导中国。

　　有时，人们甚至不愿相信，在7年前，这位“矮个子的老人”就已经告别了尘世所有快乐与烦忧，化做灰烬，和花瓣合在一起投身海洋。

　　大半个世纪来，他用毕生的努力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个艰难的进程不时被意外的因素打断，而这项事业到目前也还没有最终完成。

　　或许，这便是他的精神不愿离去的缘故。

　　向西方学习

　　他出生在苦难最深重的中国。向对手西方学习，是那时的一个主题。

　　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离开家乡四川，那时他只有16岁。

　　法国留学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异常兴奋的心情。而事情并非留学生想像的那样美好，很快，邓小平便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未竟”。他和其他的学生们迅速陷入拮据，他不得不离开了巴耶中学。他的法国“留学”生涯仅仅持续了5个月。

　　只是到了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才重新“开始”了他少年时代的未竟事业。他做出了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决定。

　　今天，有许多如当年邓小平年龄的小留学生，带着父母资助的大笔金钱，来到欧美求学。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邓小平也曾留学海外，也不太清楚自己正是邓小平政策的受益者。而这仅仅是邓小平对外开放决策中的一个环节。在国家的层面上，中国重新向西方学习，吸收资金、技术、管理以及优秀的思想。这个融入世界的过程，在他诞辰百年时，也还没有告一段落。

　　实事求是

　　在法国呆了5年多，邓小平又来到苏联求学，然后，回到国内，参加革命。

　　1927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并在武汉参加了有名的“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更擅长革命的天才毛泽东，这个人后来对他的影响持续了一生。

　　在紧张的岁月里，邓小平收获了第一份爱情。不到24岁的邓小平和莫斯科的同学张锡瑗结婚。但两年后，年轻美丽的妻子就因难产而去世。

　　事实上，邓小平的93年人生，便是这样不断地被灾难打断。

　　在当时，红军采取什么路线反围剿，已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国的国情来探索前进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至今仍在回答之中，一些后来人的答案还被证明是幼稚和错误的。

　　但就在这时，邓小平的求索再一次中断了，他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被打倒，他的第二位妻子也与他离婚了。灾难的制造者是“左”倾路线执行者。这也是中国革命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随后，邓小平加入了长征。

　　后来，直到晚年，邓小平还频频告诉人们，主要是防“左”。

　　民主

　　长征以后，邓小平政治生命，便回到了正轨。他成为了毛泽东领导班子里的一员。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执政。

　　怎样进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邓小平贯彻的是“三三制”原则。这种制度要求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邓小平说，“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但邓小平很快便遭遇了阻力。当时，晋冀豫地区党内一些人对“三三制”进行抵抗。邓小平则反驳说，这是忽视民主和旧执政党“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实质是封建专制主义。

　　上海市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程伟礼对记者说，邓小平对“以党治国”观念的批判，对于今天的年轻干部来说也许是陌生和新鲜的。但是，中国现实中的一些情况，却与数十年前有着类似。他希望人们能悉心回顾邓小平在上个世纪40年代说的话：“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重申了这样的观点，但是，至今仍有一些人不愿去执行。

　　“猫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不久，领导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上发生了分歧。到了1958年，一场被称为“大跃进”的运动席卷全国。在后来的“三年灾害”时期，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邓小平和刘少奇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61年的春天，邓小平去了北京郊区的顺义县，真实的情况令人瞠目结舌。回到北京后，他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开始纠正经济中的“左”倾问题。

　　而这时，农民也在以自己的办法解决困难。在安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自发实验。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了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

　　这句话后来变得人人皆知，一是在“文革”期间，“不管白（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为了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二是在改革开放后，新形势下的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得以实施。

　　改革就这样始于农村，对于这个人口第一大国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一度似乎已被解决了的农村问题，现在又成了党和国家的头等心腹之患，许多农民再度陷入贫困。今天，应该有什么样的“猫论”呢？人们又进行着反复的讨论和实验。

　　整顿

　　也许，只有在风口浪尖，才能真正认识邓小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再次打断了邓小平的探索。

　　他一夜间被免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

　　但他是个乐观者。邓小平坚强地生活。直到1973年，毛泽东重新选择了他，而周恩来再次成为他的政治盟友。

　　此时，国家管理混乱，经济凋敝，人民的各种权利被剥夺。邓小平意识到，需要重新找回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项被称为“全面整顿”的工作开始了。整顿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年届七旬，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更重要的是，留给这个国家的时间也不多了。整顿工作在最初还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整顿却不得不系统地纠正“文革”错误，邓小平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一次走到了他的“未竟”。

　　现在，回头来看，正是这次全面整顿，对于邓小平继续他的政治生涯，对于中国继续它的现代化征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没有这次整顿，邓小平或就没有那么高的威信，他复出的几率或会大大降低。更重要的，如邓小平自己说，改革其实从整顿时就开始了。

　　而即便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是在不断的整顿或调整中波浪式前行。许多人仍在重温邓小平当年的做法。

　　解放思想

　　仅仅过了一年，邓小平便把被中断的努力拾了起来。国家的航船又一次调整到了明晰的航向。

　　小平深知在中国执政必须面对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说，复出之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厌烦和痛恨“文革”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跌到谷底，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迷信毛泽东，推行“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

　　与此同时，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成为了响亮的口号。

　　邓小平复出后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中共来说，是20世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破除了以晚年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邓小平对于破除“两个凡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起，被认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精髓。

　　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大潮”。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中共十三大“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都被视为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直接延续。

　　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在邓小平去世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再度把思想解放推向了新境界。

　　但思想解放的任务到今天仍没有最后完成。邓小平所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两条新政策”，如今仍在继续推动落实中。改革的深入触动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他们不愿越雷池一步，并竖立起阻碍。

　　富起来

　　实际上，毛泽东在晚年时，已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但他已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对邓小平这个乐观主义者来说，国家的富强只是时间和方法的问题。在他看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表现便是开启改革与开放。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旧体制；开放的重要方面，则是要向共产主义的“敌人”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要同它们交往。

　　1979年，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他的传奇经历和出色表现在美国迅速掀起了“邓旋风”。在德克萨斯州，邓小平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戴在头上，时至今日，休斯敦人仍记忆犹新。

　　而对邓小平来说，轻松背后则是西方现代化对他的深深触动。对波音公司生产车间的参观令他难以释怀，几十年的“老对手”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

　　邓小平还访问了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新干线上，车子是那么快，那么稳。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的表情，深入思考流露出了他的急迫心情。

　　很快，农村恢复了创新与繁荣，城市里开始了企业改革，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通过特区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以及市场的精神，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民的收入增加了，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执政党，这个政党完全有能力从“大跃进”的神话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这个执政党完全有能力使人民过上更富裕的生活，并享受更充分的自由。

　　在这个过程中，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命题。

　　前一部分，他做到了，并造就了一个中国式的奇迹；而后一部分，成为了现今的中央政府带领人民致力奋斗的目标。

　　地球村

　　在西方人眼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不仅是对付“苏联帝国”的准盟友，而且1979年后的中国在开放中悄悄变化，和苏联相比，中国几乎是一个天使：允许私人雇工、开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穿喇叭裤；允许妇女留披肩发、穿高跟鞋和超短裙。

　　有人这样概括百多年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自1899年海约翰国务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在中国追求的目标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员、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有人称之为“世界的中国大市场之梦”。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做另一个梦：中国现代化之梦。然而，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不论是全球大市场之梦，还是中国现代化之梦，统统在不间断的内忧外患、混乱动荡和革命战争中破灭了。而到了1978年，邓小平却让两个梦想真正结合在一起。

　　无疑，邓小平寻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新形式。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他去世，中国改变了与世界隔绝孤立的状况，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变成了开放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地球村中的负责任一员。而这本身就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

　　邓小平是怎样既坚持意识形态，又超越意识形态的？这是一个至今让人产生浓厚兴趣的话题。

　　但正如前面提到，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并没有在邓小平时代全部完成。他去世后，中国才加入了世贸组织，才申办成功奥运会，中国人才越来越多地去到世界上，并遭遇前所未有的海外风险。中国要应对反恐、核扩散等新问题。邓小平把中国人带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汪洋大海，现在风浪更大了，而我们只能向前游。

　　光荣退休

　　随着经济改革推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渐高。邓小平十分清楚，仅仅改革经济体制，而不改革政治体制，则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将会很暗淡。

　　1980年8月，复出不久的他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深刻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问题，这成为后来1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1986年，他对日本客人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其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领导班子年轻化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在他的时代，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废除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拥戴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已是众望所归，但无论大家怎样劝说，他都执意不担任一把手职务，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实现了全退。

　　南方谈话

　　1992年，邓小平已经宣布退休两年多了，他已告别了权力。但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国家前进的步伐有可能慢下来。88岁的老人义无返顾地坐着火车到南方。

　　现在普遍认为，南方谈话是消除困扰、解放思想的新指针，也是邓小平思想的集大成，是他理论的新境界。

　　南方谈话的广泛宣传，终使邓小平思想成为人们反对不合时宜的固定观念、加快改革开放的锐利武器。南方谈话及后来中国的变化，也把邓小平的声誉推向了鼎盛。

　　然而，问题依然留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十多年的全面改革后，到90年代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和政策怎么会产生那么大的疑惑？那么，这样的疑惑，今后是否还会出现呢？因此，如何坚持邓小平理论，当是一个恒久的命题。

　　1992年后，邓小平似乎可以休息了，而1994年他却又在公共场合出现，在上海参加春节团拜会，告诉国人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而不是团结在他自己的周围。他最后的露面也是为了国家可以按照良好的秩序往前走，他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他那著名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从那以后，邓小平继续和疾病抗争，关于他身体的传言不断。保健医生李炎唐打电话给卓琳，希望她转告邓小平，让他露露面以减少外面的猜测。有一次大家劝他久了，他说：“就当我死了，我看天下能乱成什么样子！”而1997年初，他真的去世了。

　　全民的财富

　　邓小平给人们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而不少中共的理论家，都把这求索之源溯至西柏坡。党史专家石仲泉对记者说，在1949年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甚至更早在1948年的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党就开始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

　　因此，就有了那句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如果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那么，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就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在继续着这样的革命和探索。中国的新领导人履新后，便回到西柏坡，到那里去寻找执政的力量源泉。

　　他们与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

　　邓小平为全民带来了财富。邓小平理论也应该成为全民的财富。这个理论已从高潮走向了深入，现在，需要更好地普及，让每一个人掌握它。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消除邓小平未来得及消除的种种阻碍改革的弊端和障碍。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