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之秘(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2日12:00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退休后的邓小平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瑞金苏维埃遗址

　　邓小平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鲜明革命风格和崇高品德，令人景仰。他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忍，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贞。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他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崇尚实干，意志坚定，行动果断。邓小平同志的光辉思想、不朽功绩、崇高品德、伟人风范，与日月同辉，与人民同在。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摘自8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新华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有关邓小平的诸项生平事迹中，网民们最希望了解的，是他“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显然，在邓小平去世7年后，他的一些往事，在大家看来，仍然具有某种神秘。

　　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

　　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

　　通常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还有多少新思想呢？他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但恰恰相反，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在他73岁复出以后做出的。

　　而没有这“三落三起”，也就肯定没有后来的那个邓小平。这其中究竟隐藏着天地间的什么奥秘？

　　“第一落”挨饿的滋味

　　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政治阴霾密布的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说，1931年的瑞金在地理上夹在闽西反“社会民主党”和吉安抓“AB团”两大运动之间，属于肃反扩大化的重灾区，邓小平来工作前，被错杀的人不计其数。

　　第一次“拨乱反正”

　　记者在瑞金竹头下巷，找到了当年的苏区老干部刘家祁。这位身体健康的92岁老人对往事记忆清晰：“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的时候，我19岁。小平来以前，光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个‘社党’被杀，更多的干部被关，全县人心惶惶。”据他回忆，邓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公开惩办了在肃反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县委书记，释放了300多位被关押的冤屈干部。

　　同时，邓小平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

　　刘良对此曾做过专门研究，他说，这应当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刘良认为，年轻的邓小平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这和他40多年后的两次“拨乱反正”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左”倾路线的受害者

　　1932年，政绩斐然的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在当时，邓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档案室，记者调阅了当时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找到了小平“第一落”的线索。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文章刊发后，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由李富春任书记的江西省委将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里村的江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长。专家认为，实际上，这是李富春对邓小平的保护。

　　如今的江西省委旧址已经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掩映在一片农田和水塘之中，在满天乌云下默然肃立。

　　村里最年长的84岁老人廖富瑞家就在省委旧址隔壁，记者辗转找到他时，他正在3里外的农田里干活。廖富瑞还依稀记得邓小平在村里时的情形：“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常常在省委附近玩，经常能见到邓小平，但他那时名气还不大。1972年他回来，我还亲眼见过他哩！”

　　“左”倾路线的决策者决定继续“批邓”。刘家祁回忆道：“我们听到小平被批判的消息，都惊诧莫名，同志们很难过，大家说如果不是小平同志，我们都会被肃清。然而，当时我们又都敢怒而不敢言。”

　　“吃不饱，肚子好饿”

　　批判之后，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改造”。不到10天，中共中央局认为，“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等待邓小平的是更大的苦难，他被安排到宁都县赖村区石街村“蹲点”，实际只是做一名普通的乡干部。

　　记者到当地采访时，现任村镇干部竟不知道小平曾在这里生活过。然而，石街两旁的老房上还依稀能辨认出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94岁的肖臣贤说，这些标语正是邓小平在此居住时留下来的，“你看标语后还写有年月”。

　　“文革”期间，邓小平在下放期间，曾回到这里。此后，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邓小平还多次遭受这样的“左”倾迫害。也许就不难理解，到了晚年，他为什么会强调，要警惕右，更主要是防止“左”。而他对饥饿的切身感受，是否也隐伏下了他实行农村改革、倡导包产到户的思想基础呢？

　　邓小平后来被关押在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在这里邓小平境遇有所改观，他主动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主持编印《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直至遵义会议前，邓小平才调离《红星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完成平生“第一起”。

　　“第一落”造就的“第二起”

　　“文革”中，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遣送到江西南昌以北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并不会想到，历史会在40年后给予他补偿。他的“第一落”，毛泽东整整记了40年。

　　1972年12月，在赴京出山之前执意要重到赣南“看一看”的邓小平显然意识到了历史的关联，在参观当时毛泽东在会昌的故居时，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在第二次倒台后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毛认为邓“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二落”老邓做钳工

　　“‘这里有没有红卫兵？’他进厂四处看了看之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当年接邓小平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陶端回忆说。当时，这家县办工厂搞军事建制，陶端是个排长，相当于现在的车间主任，管理着40多人。

　　“我对他讲，我们车间以老工人为主导，没有红卫兵。今后你在我这个车间工作放心，工人都是很有纪律的。”

　　“他点点头：‘好，好。’”现年67岁的陶端说。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求打倒“党内一小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被迫害致死，而邓小平被解除职务后，于1969年10月下放到新建拖配厂劳动。

　　虽然是被下放，但邓小平的心情在陶端看来是好的，“他每天来上班，一进门就说‘同志们好’，走的时候都要对大家说‘明天见’。”

　　一次，车间一位浙江小伙子有意问邓小平：你在北京当什么官啊？陶端记得，邓小平严肃认真地说：“当大官。”

　　在那3年多时间里，陶端从未听邓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从未见过邓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干部那样发脾气、发牢骚。“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陶端说。

　　1973年2月，邓小平携妻将雏，祖孙近十口人，悄声离开新建县。他们要返回北京。临行前，他让卓琳带着孩子到厂里向大家致谢。陶端等十几名工人闻讯赶去送行，邓小平从一个小纸箱中拿出云南麻糖招待大家。

　　“发展生产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工人们回忆说，邓小平话虽不多，但人很随和，在跟大家谈到当时新建县的疫病血吸虫病时，他说要重视，加强粪便管理，但也不要紧张。

　　在江西劳动期间，已瘫痪的邓朴方也来到了父母身边。有一天，邓小平问陶端，邓朴方在家中没有事做，有没有无线电修理之类的活让他做一做？陶端说，厂里没人有收音机啊。邓小平说，实在没有就算了。

　　工厂后院外面那条现已广为人知的“小平小道”，是当年陶端和车间的40多名工人以及厂领导花了一天时间修整出来的。这条田埂小路让邓小平步行上下班的时间由原来的40多分钟减少到20多分钟。如今，这条小道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发源地。

　　“第三落”见证历史的院子

　　北京东城区的宽街一带是历史文化韵味极浓的地方，这里散落着许多历史遗迹，如段祺瑞执政府、和硕公主府、作家欧阳予倩故居、孙中山行馆和僧格林沁祠堂等。

　　在宽街路口西北角有一个门牌为“地安门东大街43号”的四合院，从灰墙灰瓦的外观看，和邻近的其他居民大院没多大区别，但是稍加留意，只要看看那宽阔高大的门楼、门口那一左一右两个精雕细刻的石墩和暗示着地位身份的5层台阶，以及两扇紧闭的朱红大门，就不难想像在这历经沧桑的大门里一定也掩藏着许多故事。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就住在这里。

　　软禁生活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4月7日，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接邓小平。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与父亲的永诀啊！”

　　邓小平被转移到了东交民巷17号，实际上被禁锢了起来。

　　邓小平住过的17号院坐落在东交民巷和台基厂交叉路口的西北角。听附近的老人讲，贺龙、罗荣桓、张鼎丞、李铁映、刘澜涛都曾在17号院里住过。

　　正是在这里，邓小平与卓琳相依为命。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后来，警卫找来了原来的厨师，帮助做午晚两餐。寂寞之中，二老备感思念孩子们。

　　不久，卓琳因病住院了，剩下了邓小平一个人。实在没事可做，他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这副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用得牌角都磨白了。

　　直到7月19日，邓小平才被允许搬回宽街的住宅，与家人团聚。但软禁仍没有解除。闲得无聊时，邓小平想找点体力活干，便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院子里的杂草。

　　让时间牢记一切

　　43号院附近的老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文革”时曾在这里住过，80岁的董大妈对记者说：“这院子从外面看不怎么显眼，里面可不小呢。这院子我曾进去过，别看前面临街，车来人往的，可院子深，里面还是很安静的。”

　　难怪，邓小平当年对这处院子很是满意，曾想过有朝一日退休后能在这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毛毛对这个陪伴父亲政治生命起伏的院子作了深情的描述：“院子四四方方，却空空荡荡，连棵草都没有，一刮风，就满院子尘土飞扬。父亲最爱种树种花种草……刚来的时候，院子里面光秃秃的，而现在，满院都是青草绿树和鲜花。两年前我们种下的月季花现在开得正盛，花繁叶茂，五彩缤纷。”

　　在社区工作的一位阿姨说，如今院子里还是满院花草，郁郁葱葱。

　　邓小平在附近老百姓的眼中还是神秘的，虽然近为他的邻居，也鲜有人见过他。一位姓张的老奶奶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虽然知道邓小平是我们的邻居，也曾无数次见过他车进车出，但从没见过面。”

　　据周围的居民说，在邓小平还没有被打倒时，每当他进出，事先都有交警来维持秩序，一般都有一两辆红旗轿车同行，车一走，交警也就撤了。大家虽没见过邓小平，但是却能经常见到他的女儿骑车上下班。

　　谈起邓小平一家在43号院居住的具体时间，老人们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小平住进来后，门口就增加了解放军的岗哨，后来他搬走了，岗哨也就没了。

　　斗转星移，如今43号院已经换了主人，住着前总长罗瑞卿大将的遗属。也许将来这个院子还会迎来新的主人，但不变的是院里的老松树，它将继续见证历史的变迁。

　　邓小平的“第三起”，是1977年7月的事了。此时，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9个月。毛毛在书中写道：“这个复出，是民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光辉的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