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　莫忘低收入群体（热点聚焦）(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3日05:35 人民网-人民日报

　　下岗职工、退休老人、进城务工人员、广大农民……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属于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他们的消费需要虽然很多，但消费能力很弱，生活质量较低。扩大消费，绝不能漠视这部分人的实际处境。因此，如何根据他们的特点和迫切需要，开阔扩大消费的视野，拓宽增收减负途径，开发不同层次的消费市场，做大消费蛋糕，是商家、厂家、政府部门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编者

　　培训长技能　增收有保障（上图）

　　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山东淄博市张店区政府将山东星火技校、淄博新星技校确定为农民培训就业中心及基地，为当地农民及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掌握一技之长提供了方便。今年，这两所学校已培养了各类专业的农民工1万余人。图为来自安徽亳州市利辛县的刁梅（左），经过为期两个月的糕点制作专业的培训，即将拿到培训就业基地的结业证书，她准备回家乡开一间糕点房，自己当老板。

　　张群群摄

　　每月九百多元的退休金，每月四百多元的医疗费用，让太原一对老夫妇不得不精打细算——王喜明　买东西专挑便宜货

　　本报记者　鲍丹

　　8月16日下午，退休干部王喜明从附近的批发市场买回一箱方便面，“单包买要1元钱，买1箱就是每包6毛5，划算些。”这样精打细算地生活，对于老王家来说，已是一种习惯。59岁的王喜明和老伴孙生花7年前双双退休后，每月共有943元的退休金，外加孙大妈的20多元的医疗保险金。

　　老两口身体都不大好，每月日常医疗、医药费就在400左右。儿子今年27岁，住在家里。老王每月米面油总共花费在100元左右；每天平均5元左右的菜钱，一个月是150元；房子是私产，房租就免了；另外每月水电费50元，煤气、蜂窝煤50元；剩下不到200元作零用，基本上很难再有积蓄。

　　老王一家10年前作为太原市旧城改造的第二批回迁居民，搬进现在这套使用面积只有39平方米的两室两厅，“3口人住有点挤，以后儿子结婚还得再想办法，可家里积蓄远不够买房子。”老王说。

　　因为收入不高，老两口出去买东西只能拣便宜的挑。“上午9点去开化寺菜场，赶上菜贩散场去买便宜的；日用品一般就在附近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主要是图便宜几毛钱；买衣服专赶反季销售；听到哪里超市打折、做活动，赶紧过去看面粉、油，要是便宜就多买些回来存着。”孙大妈介绍。买药就得往远处跑了，因为附近没有平价药房。“7．4元一盒的‘三精片’，3天就要吃一盒，每月光这个就是74元。”孙大妈心疼地说。

　　“老年人是易病、多病群体，对退休人员的医保力度能不能再大点？”老王说，现在医疗费用是老两口开销的大头，由于老王原单位太原市第一纺织厂效益不佳，他的医保金一直不能落实。孙大妈每月20元的医保金虽能兑现，但相对老两口每月400多元的医疗费用，只是杯水车薪。

　　伪劣商品也是老两口心头大恨。“去年冬天买了个带鱼罐头，打开里面尽是花生壳和煤渣；前不久买回桔汁饮料，一喝都是色素水，就没有桔子味道。都是私人摊上买的便宜货，俗话说‘便宜无好货’，也不想去理论了。”老王直叹气。“政府应该加强一下价格低、非名牌的日用品质量管理。对比一般人家，我们收入本来就不高，对伪劣商品的承受力更脆弱。”

　　广西一户村民全家四口人一年生活费就几千元，这在当地算是不错了。但他们还住在有几十年历史的泥土房里——李盛佳　现在最想盖房子

　　本报记者　李红梅

　　没想到，今年才30岁的李盛佳已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小学四年级，小的明年就要上学了。他跟妻子都是勤快人，记者采访时，别的农民还在地里抢收稻谷，而他家的已经收完了。

　　李盛佳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县蒲庙镇良勇村那晓坡村民，初中毕业便回家务农。目前他家里共种了3亩甘蔗，2亩水稻，还种了点玉米和花生。甘蔗一年能收成10吨，卖1000多元钱，稻谷也卖一点，但大部分都是用作口粮。花生用来榨油，玉米用来喂家里养的猪。家里每年能卖出8头猪，赚4000多元，加上卖甘蔗得的钱，一年毛收入约有6000元。

　　这6000多元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在当地算是基本过得去了。每年他要买饲料、肥料、农药、种子、种苗等，这笔开支约3000多元。还有一家人的生活费。小儿子经常感冒、发烧，每个月有差不多100元的医药开支。别的开销包括每个月18元书报费，主要看当地的都市报，以及一些有关养猪技术的书籍，每年大概买2本这样的科技书。女儿上学的学费要180元左右，当地实行统一的一费制。除此之外，全家就谈不上什么消费了。这样算下来一年还能存1000多元钱。

　　跟其他村民一样，李盛佳家里没有什么奢侈品，只有彩电、电风扇、VCD播放机等。房子是泥土房，而且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已经显出颓败。“我存了1万多元了，打算过两年盖房子。”据他介绍，盖座像样点的房子大概要花掉4万元，到时候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他准备跟亲戚朋友借，跟村里的人借。新房子代表着好日子，房子的事是李盛佳最大一块心病。

　　李盛佳没有过多抱怨生活的难处，只是盼望农民负担别再加重了。他还想在种养上多投点钱，希望通过扩大种养规模，多赚些钱，早点过上好日子。他说，小孩在长大，将来读书的钱会花得更多，种养是找钱的好办法，也是最要投入的一件大事。村里正好有个养猪能手，跟她学点技术，学习养猪，再种点经济作物，兴许就有能力把新房盖得漂亮些。

　　下岗之后，每个月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一半的开支是用来买食品———杨琪　在上海生活不逛街

　　本报记者　励漪

　　杨琪师傅住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弄堂石库门里。但走进他家，你体会不到“石库门”的温馨浪漫。这个上下两层的门楼里，住了十几户人家，杨家只是底层的半间前厢房，一共十一二个平方米，自己搭的不足1米高的阁楼，既是睡床又是储藏室，总之吃喝拉撒睡都在这简陋的“蜗居”。

　　在杨家，斑驳的写字台上，21英寸的上海牌彩电已经看了10多年。搁在纸箱上的华生牌电风扇，还是杨师傅20多年前添置的家当。空调和洗衣机目前尚和这家无缘，一是没有地方，二是老房子的电路也吃不消。家里唯一比较时尚的电器是一台索尼DVD。一家人吃饭，临时支张小圆桌或者就摆在方凳上凑合。

　　前些年因为工厂不景气，杨师傅夫妇下了岗。两年前，两口子通过区里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注册开办了一个净水服务社，地点就在自己家。如今，净水加工设备加上空水桶，占据了多半的住房面积，结婚时的一些老家具因为实在摆不下，送人的送人，丢掉的丢掉，就留下了那个写字台。虽是小本买卖，靠着日积月累起来的客户，净水社每个月还可以挣上1000元左右。

　　在这个月收入只有2000元的家庭里，一半的开支用来买吃的。杨师傅的观念是，再怎么委屈也不能委屈了肚子，加上孩子还在长身体，不能缺了营养。“上饭馆对我们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自己买菜做还是可以的。”这个家庭日常的晚餐标准是四菜一汤，中午则相对凑合一些。最近粮油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这笔开销有所上升。

　　在上海这个时尚大都市，杨师傅并没有多少其他消费，每个月尽管紧巴巴的，总还要挤出一些钱存起来。“不备些钱不行啊！万一生病，医药费住院费多贵啊！”

　　从杨家步行到繁华的淮海路，只需10来分钟，到南京路也不算远，但杨师傅夫妇很久没有去那里逛街了。“以前还经常会到南京路淮海路的商店去逛逛，可现在，那儿的商店也没什么适合我们的消费品。平时家里买日用品什么的，到超市就可以解决了。”

　　“时髦或者高消费的东西跟我们无缘。”杨师傅说：“现在不少上海人在讨论汽车牌照拍卖的事，我觉得，那离我的生活好像很远。‘打的’也是很难得的，除非去医院看急诊或者有什么非常特殊的情况，平常都坐公交车。”

　　让杨师傅有些愧疚的是，他妻子一直想去一些佛教圣地旅游，但是依照目前家里的经济状况，妻子的愿望一时还实现不了。“前几个月，她参加了居委会组织的南汇桃花园一日游，蛮开心的，也算是旅游过了。”

　　杨师傅依旧对生活心怀憧憬：“时髦商品现在虽然买不起，不过等老房子拆迁以后，我们就能分到新房了。那时候，再慢慢想法添置全套的家具家电吧。”

　　天津一名进城务工的保洁员，靠背垃圾卖废品增加收入———吴运海　省吃俭用很少购物

　　本报记者　陈杰

　　操着很重河南口音的吴运海是天津闹市区南市街的保洁员，来自驻马店市和庄村，弟弟在保洁队开铲车，妹妹和妹夫在另外的居民区收废品、运垃圾。吴运海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庆有西里清运垃圾，早上8点再到路对面的蓉福公寓帮妻子从9楼背垃圾。吴运海每月固定的基本工资350元，妻子胡忠改是400元（目前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530元）。他的家在和平路一座旧楼底层，是间终日不见阳光的小黑屋，据说很快就要拆迁，一家人正发愁今后的住处。在天津买商品房？吴运海想都不敢想。

　　吴运海月收入的大头是每天帮助妻子背垃圾后再去运居民区、单位的工程土、炉灰，一车计2元劳务费。每月与工资一起结算。从运土中，再拣些别人丢弃的“可再生”废品卖掉。一年到头，他没有休息日的概念。8月14日，星期六，上午他拉了5车土，卖了4元钱的废品。卖废品每月大约有400多元收入，够一家三口伙食。

　　吴运海的小屋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一台电扇，还有一部手机，用于跟保洁队的负责人联系。吴运海在攒钱。去年老父亲去世，他兄妹凑出1万多元办丧事。吴运海说，城里比老家好挣钱，只要你不怕粗活、脏活。每月有收入，他就知足。回老家盖新房、让儿子上学、将来为儿子娶媳妇，就是他要花钱的几大项。

　　所以，来津4年，他和妻子省吃俭用，几乎没什么消费。穿的衣服大多是好心的居民和街道干部送的，只给孩子添买过几件。毛巾、洗衣粉、香皂由保洁队发。冬天屋内不生炉子。两口子基本上到建物街菜市场买菜，那儿便宜。他家距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只有几百米，12岁的儿子从未进去品尝过。

　　记者发现，与吴运海相比，保洁队业务主管谷和新的“城市化”色彩要浓一些。他从老家山东省庆云县来到南市街保洁队，干了19年，一间借来的小屋住着全家三口，冰箱、彩电、VCD机、洗衣机、电扇齐备。如今，他每月固定工资600元，靠从早到晚揽业务再提成，达到1000多元，妻子在建物街市场当保洁员，每月固定收入400元。他们带女儿去过麦当劳、肯德基，这就与吴运海不同。但与天津本地人一比，谷家的消费档次还是偏低。

　　吴运海、谷和新为城市的美好生活天天挥洒着汗水，不可或缺。像他们这样的外来务工者，天津约有100万人左右，但其在该市的消费份额中所占比重很低。什么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像市民一样地消费呢？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23日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