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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无能，你还要再等待；你是否还要我，如果我失败”——崔健《无能的力量》

　　1986年，尚供职于国字号音乐单位的小号演奏员崔健，25岁时写出了Rap节奏的《不是我不明白》，这是他的第一首摇滚音乐，也是中国的第一支摇滚歌曲。很快，他写的第二首歌——《一无所有》，使崔建成就中国摇滚音乐历史上无可动摇的创始人地位。

　　自此，崔健始终作为中国摇滚代言人忙碌在各种国内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二十年过去了，崔健一直站在摇滚演出的第一线，是中国演出频度最高的摇滚乐手；然而这个在很多人心中代表了中国摇滚的精神图腾，在挣扎着超越自己，却离人们记忆中的符号越来越远

　　本刊记者/徐海屏

　　2004年8月6日开始，号称中国规模最大的摇滚音乐节在宁夏贺兰山东侧一条黄土漫天的山谷里上演。包括唐朝、黑豹、何勇、张楚这些曾经的中国摇滚乐旗帜乐队在内的18只乐队按分量被由轻至重地安排在三个夜晚演出。

　　崔健，作为大压轴，在近4万名观众持续20分钟的齐声呼唤中登场。

　　经过暖场的《飞了》、《滚动的蛋》之后，原本期待激情被崔健集体点燃的观众开始分流。一部分人依旧不知疲倦的高举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海报、点燃的打火机、条幅，应和着舞台上的偶像。与此同时，不少人纷纷落座，虽然座位只是黄土坡。当崔健宣布最后一只歌曲为《盒子》的时候，这部分观众纷纷开始退场。涌向场外公车的人流中没有人关心崔健是否还会再给大家一些惊喜。舞台上的崔健比谁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

　　新闻周刊：很多人对你的演出表现出了失望，你在现场感觉到了吗？

　　崔健：我知道当时很多观众退席。很多人都是来看热闹的。我们的演出曲目是我们乐队最想表演的，出现这样的局面只能说是个遗憾。

　　新闻周刊：与你之前的瘦人乐队、何勇、二手玫瑰的热烈反响相比，你是否已经不能很好的驾驭现场？

　　崔健：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兴趣与感觉。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表演(才能调动观众)，那我觉得太累了，我会失去演出的兴趣。其实我们的专场演出做得更好。通常来说，在音乐节上都存在众口难调的问题。

　　新闻周刊：你的演出算得上成功么？

　　崔健：标准不一样。我们的标准在于是否在舞台上表现出了我们的最佳水平，然后再看观众反应。(这次演出)我们乐队自身有一些问题，演出时又出了一些乐器的问题。

　　“我唱《一无所有》不意味我对观众百分之百的妥协，只是相对的让步”

　　在普通歌迷印象中，《一无所有》成为崔健音乐的最高峰。也因此，崔健必须在每次演出中都要表演这首歌。1988年，中央电视台卫星传送了《一无所有》的现场演出，作为当年汉城奥运会前夜特别节目向全球播出；次年，这首歌获得《人民日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优秀歌手奖，收录了这首歌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大陆、台湾、香港同步推出，在台湾获得双白金唱片销量，在香港获得白金唱片销量。1989年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一只摇滚乐队或者摇滚乐手有这般的风光和影响。

　　然而恰是《一无所有》也成了崔健“新长征路上”甩脱不去的影子。

　　新闻周刊：《一无所有》是不是你最成功的作品？

　　崔健：太不是了。那已经成为了公众作品。这个作品产生了很大的附加值，这个附加值不属于我。

　　新闻周刊：但这个附加值给了你最大的光环。

　　崔健：我不会因为这个就去写《二无所有》、《三无所有》。要是我写了，肯定很多人早就背叛我了。

　　新闻周刊：但是每次演唱会上总是这首歌获得最多的呼声。

　　崔健：每一场演出都有新的听众，他们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认识我。我唱这首歌不意味我对观众百分之百的妥协，只是相对的让步。

　　新闻周刊：自从《一无所有》之后二十多年过去了，你作为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地位，直到今天都没有新的乐手动摇你的地位，这是悲哀还是令你高兴的一件事情？

　　崔健：这很复杂。你要说我没有为自己骄傲的一部分，那是撒谎。这样的局面说明过去我干得不错，过去做的事情二十年后还有他的价值，这确实令自己欣慰。我比较幸运，我恰好处在一个摇滚乐出现的时代。对于这种现象，没有什么悲哀的。就像拳击赛场，没有人会愿意把拳王的位置拱手相让。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始终在超越自己。

　　新闻周刊：可是，市场反映出来这几年你的作品再也没有像前《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专辑那么成功。

　　崔健：后期的东西在市场上不成功是满足一小部分听众的欣赏质量的代价，这些听众认为我后期作品是提高了。对我来说，高质量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比高数量的支持更重要。

　　新闻周刊：这小部分高质量听众是什么人？

　　崔健：业内的很多音乐人。

　　新闻周刊：你的创作不考虑普通听众？

　　崔健：首先是自己，爱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没有人理解，那很遗憾。

　　“我们的收入没有像名声发展得那么快”

　　在美国，摇滚乐已经诞生50年了。如今通俗音乐大奖格莱美几近一半的奖项都为摇滚乐设置。老牌摇滚乐队RollingStone与Beatls等乐队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赚钱机器。乐手依然在舞台上宣泄自己的情绪，同时带来滚滚的商业利益。事实上，根据美国一项名为“摇滚乐诞生的社会现实与青少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摇滚乐的诞生也许并不像人们过去所描述的，仅仅是黑人文化与美国白人文化冲突的产物。有研究者指出，摇滚乐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业推动，少年第一次被当作独立的消费群体，并针对他们设计的第一批消费品中就包括摇滚音乐唱片。

　　然而在中国，“贫穷”与“地下”，曾经是与中国摇滚乐手紧密关联的两个词语。

　　虽然20多年来，崔健“摇滚教父”的地位依然，崔健仍始终一直忙于各种演出，这些演出也大多为商业演出。

　　新闻周刊：1995年之后你在全国很多小城市巡演，作为“摇滚教父”你感到屈尊么？

　　崔健：只要条件合适，我们就去。对于商人，挣了钱接着干，不挣钱下次就不干。对于音乐家来说，有机会就要表演。我们不能选择地方，一直就是地方选择我们。

　　新闻周刊：1998年全国巡演的时候，你总是喜欢唱老歌，现在你更喜欢唱新歌。

　　崔健：这是误解。我唱的还是老歌。《飞了》、《盒子》、《无能的力量》这些都是我十年到五年前的东西。

　　新闻周刊：你的后期作品不为社会接受，是市场运作的问题么？

　　崔健：中国市场永远有一半政治的因素。《红旗下的蛋》这个名字就敏感。在很多地方演出，带“红”字的不让演。《一块红布》都不让演。中国的市场一半是市场，一半是政治。

　　商业团体是很势力的一股力量，一说赚钱全来了，一说没有文化批判全跑了。如果有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能够允许商业自然地与文化结合，摇滚乐就会得到发展。

　　新闻周刊：事实上，中国摇滚乐曾经是摇滚乐迷们的精神图腾，他们并不愿意让摇滚乐商业化。现在你需要向商业靠拢么？

　　崔健：我们一直靠做音乐为生，我们的收入没有像名声发展的那么快。但是没有必要为这些去向商业妥协。因为我还有储备，必要的时候可以不要房子，回到最初的生活方式，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新闻周刊：雪山音乐节上，窦唯在不闻不问观众感受的情况下表演自己的音乐一个多小时，然后通过麦克对场外观众说“你们知道摇滚是什么吗？有人在骗你们。”这可以看作摇滚最不媚俗的精神么？

　　崔健：窦唯是拿出巨大的勇气做这件事情的。他拿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而观众要的是作为黑豹的窦唯。窦唯这样做就是要告诉人们我现在就这样，他彻底不在乎商业，只在乎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表现给人们，哪怕大家失望。

　　新闻周刊：这一代所有的摇滚乐手还能再创造当年《一无所有》那种双重辉煌么？

　　崔健：第二次辉煌要依靠市场。

　　第二代摇滚音乐人的出现的最大特点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摇滚俱乐部，人们会有固定的摇滚音乐消费，这样摇滚乐才进入了生活。而现在也只是一个摇滚的启蒙阶段，是依靠媒体与盗版商的启蒙阶段。

　　音乐节后，摇滚乐手们又开始了各处新的演出，指南针乐队的罗琦一天最多要赶三场，崔健则忙于排练即将到来的演出……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