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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是国家最头痛也是最显眼的病灶。而最大的腐败是人事的腐败——人事腐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缺乏一个稳定而切实可行的选拔任用制度

　　文/张鸣

　　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某民主人士感时愤事，发牢骚道：这哪里是中华民国，应该改成“中华官国”才合适。

　　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虽然一直被人称为帝国，它从来都是“官国”的面目。只是以前是理所当然的官国，连所谓支撑乡村自治的乡绅，都得是曾经有过官方身份的人，而其时则只能说是“封建传统遗留”。这种状况，换句术语来表述就是：官僚体系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成分。

　　政府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

　　自春秋战国以来，商周封疆裂土的封建制被打碎，从此以后，无论大一统还是小一统的王朝，都要靠庞大而繁杂的行政网络来捆在一起。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其实应该说国不可一日无官才是，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更多的时候似乎只是一种象征，有他没他都过日子。远的不说，明朝就有几个皇帝成年累月地不上朝，大多数臣子根本就不知道当朝天子是个什么模样，可国家还不是照样运转。

　　几千年来，皇帝与行政系统的紧张，相权由大变小最后消亡的历史，化约一下，就是皇帝把行政权通过别人来行使还是自己亲自行使的问题，皇权的膨胀，还是要靠官来实现。

　　不光是行政系统的官僚是官，监察系统、司法系统是官，管理和尚道士也是官，管理戏子的也不能说就不是官。甚至连一向为士人瞧不起的宦官其实也正经八百地有官的身份，贵的时候可以封侯拜爵，贱的时候也照样有品有级。

　　历史上，在中国的各种职业中，“官”自然是大写的，人们只能往仕途上奔才会有出息，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官吏是最稳定和获利最大的职业。

　　选拔官吏不仅是朝廷的大典，也是整个社会的大事，因为选拔官吏的制度和程序，意味着官僚体系的秩序，一旦官的秩序乱了，不仅官场乱了，整个社会都乱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朝对于科场弊案如此重视，有点蛛丝马迹，涉案者无论官职大小，情节轻重，一律要丢吃饭的家伙。

　　清朝过去了，民国也过去了。今天的干部队伍，依然庞大，依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腐败是国家最头痛也是最显眼的病灶，但最大的腐败是人事的腐败——人事腐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缺乏一个稳定而切实可行的选拔任用制度(含辞退惩戒)。

　　我们有考试，有推荐，有考察，也有选举，但不少仍是长官意志。

　　在某些场景中，所有干部选拔方式都存在，似乎哪种都可用，又哪种都不能肯定管用。而在这些“正路”下面，还存在着“邪道”：买官鬻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混乱成为官员腐败的源头，也是当今行政体系混乱的源头。

　　传统政治秩序的核心是选官制度的稳定，在中国历史上，察举制度搞推荐，“九品中正制”靠门第，科举制则要考试，无论什么方式选拔，要点在于，一要稳定制度化，二要中央保证能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官员选拔制度仍是相当杂乱，说起来选拔的制度程序、方式方法无不完备，标准是“最佳最好”，但操作起来却人情、金钱、面子各种因素在暗中当家，最麻烦的是黑箱操作：没有程序，更没有规矩。

　　有时，我们从媒体上看到这样令人吃惊的报道：一个官，不同的人去跑，走的路径不同，贿赂的费用也不一样。连地级市一级的干部，都有在跑官过程中被骗的。

　　这种混乱，不但对于今天社会已经建立的公正与秩序是一种巨大破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人们对于社会的信心。

　　治理腐败，民主是一副长效药，但不是速效药，治理腐败关键是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关键在于官员选用制度的有序和稳定。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有诸多弊病，但多害相权的结果，还是考试制度最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