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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邓小平20多年前的“韬光养晦”策略已有适应新形势的必要，但在相当长的阶段里，中国还是应选择“相对安全”的模式。

　　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要经历少则三四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之路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整个本世纪上半叶都将伴随中国的崛起过程。因此，中国有必要迅速化解目前周边的敌意，从而为今后几十年的崛起铺垫一个平稳的基础。

　　在这方面，须要把握住三个关键∶一、正确评估国际形势，尤其是周边环境及其敌意程度对中国的影响；二、正确把握台湾问题的“度”及其在中国长远发展中的位置；三、正确把握“安全优先论”的尺度，及其对“中国威胁论”的副作用。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互动活跃，敌我难分。由于国际格局处于急剧重组过程中，因此各种势力(尤其是潜在敌对方)无不各自保持高度警觉，但又注重接触，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动中视对方政策取向来调整自身的政策。

　　然而，正因如此，政策误判几率极高，决策者每每将互动中的临界行为视作实质策略，并制定相应的强硬措施，由此导致恶性循环。

　　这一特点适用于中美、中日、中印和中俄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处理东南亚问题和台湾问题。而中国需要做的是∶在探索式的互动中准确评估形势，恰当发放信号，从而使对方制定出友善的政策。

　　当然，台湾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台湾问题除了可以运用上述思维外，同时还极需注意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其更为长远的利益，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麻烦，但绝非决定性的障碍，切不可仅从台湾问题的角度来审视乃至确定国家长远策略。

　　与此有关，中国也需十分谨慎处理所谓的“安全优先论”或“富国强兵”策略。当然，任何一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经济优先还是安全优先”的两难命题，但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由此而导致周边敌意聚集，那么一个军力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更不要说由此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因此，虽然邓小平20多年前的“韬光养晦”策略已有适应新形势的必要，但在相当长的阶段里，中国还是应选择“相对安全”的模式，亦即在基本消弥周边敌意的基础上，以先进但绝非超一流的军力，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内自由。

　　(原载2004年8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本报有删节，作者邱震海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