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农民，他的所有的演员也都是农民；他不理解什么是豪华制作班底，他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自编、自导、自摄；他没有专业的影像设备，仅有两台小型家庭DV。据此，有位导演根据他的原型，拍摄了一部电影，叫《自娱自乐》。对此，他很生气，并反驳道：这叫群众文化群众办———

　　“停！卡卡卡！”“过！蛮OK蛮OK！”

　　显然，这里正在拍电影或电视剧。如果这些夹杂着洋文的术语，从某个港台导演口中喊出，一切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但问题是：不是！

　　故事永远发生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的竟成镇。演员永远是竟成镇的村民。当然，导演也永远是竟成镇的“文化站”站长周元强。不光自任导演，他还是编剧、摄影、制片人。

　　今年49岁的周元强，身高只有1．6米，骨瘦如柴，脸色蜡黄。仅从外表看，他与人们印象中的遮阳帽、大胡子、黑墨镜构成的导演酷样，相距甚远。不错，他只是个农民。但这个农民却自编自导了23部（52集）电视剧。

　　当这个农民头次听说好莱坞一部大片居然要投入几亿美元时，嘴张得无比巨大：“天呐！”因为，直到今天，他的全部家当还只是两部小型家庭DV。他不理解什么是豪华制作班底。他也请不起大牌明星。当一部国产电视剧的制作成本已攀升到几百万元时，他只用三四千元就能搞掂。

　　上影导演李欣，领教过周元强拍戏。那是三集古装武打剧《血海深仇》的一个片段：

　　手持大喇叭的周元强，一脚蹬在一块大石头上，扯着嗓子大声问：“愿意参加的乡亲，请到这边报个名！”

　　这天要拍的是一场“群殴戏”。一阵混乱过后，报名的20多人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演匪兵，一组演侠客。

　　周元强接下来给演员“说戏”：“做土匪的，你们要主动倒下，这样才能突出大侠的武功高强。倒呢，也要有个倒相。做侠客的，倒时脸要向上，喊一声‘啊’；土匪呢，要脸朝下倒地，喊‘哎呦’。”

　　随着一声“冲啊”，饰演正反两派的演员厮杀成一团儿。突然，不知哪个演员从背后扑过来，把正在全神贯注拍戏的导演撞倒在一摊烂泥塘里。导演一个挺身，麻利地站起来，擦把擦把满身的泥汤，接着拍。

　　的确，满身是泥的感觉周元强太熟悉了。十几年前，这双握摄像机的手还只会扛锄头。

　　1970年，15岁的周元强初中毕业后，回到竟成镇樊家井村。像豆芽菜般的他，每天要担两个和他差不多高的粪桶上工。只要说起干农活，他就成为村里年轻人取笑的对象。

　　一次插秧，有人捡到一张连环画页，“呼的”围上许多年轻人抢着看。周元强久已抑制的“文化”冲动被激活了。他把自己存了一年的30多元钱拿出来，买了65本书。然后，郑重在自己9平方米的小屋门口挂起了“文化站”的牌子。

　　从此，小伙子、大姑娘们干完活就自动聚集到“文化站”。周元强受到了期盼已久的年轻人的尊重。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站”又添置了一台电视机。虽说只有一个江西台，还要收两分钱一张的门票，可一到晚上，年轻人还是把小屋塞得满满的。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

　　看得多了，周元强脑子里突然冒出个“歪主意”：以前农民们闲了唱大戏，演一场看一场，现在能不能把唱大戏变成拍电视剧，反正都是演戏嘛！

　　他把这个想法跟大伙一说，听的人都笑出了眼泪：就凭你这“文化站”，穷得叮当作响。靠一帮子农民，还想办那么“高层次的事”？

　　周元强觉得这没什么好笑的。不过就是把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用摄像机拍下来罢了，有什么难的？他一狠心，从银行贷了7000元，又专程从上海买了一台家庭用的M7摄像机。

　　接着是没日没夜地赶写剧本。他的处女作叫《里村星火》，主要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和国民党、地主反动势力作殊死搏斗的故事，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尽管足足准备了近半年，可在拍摄前夜，周元强还是失眠了：这支完全由农民、屠夫、木匠组成的摄制组，明天能拍成什么样呢？

　　第二天，拍摄现场人山人海，村里的男女老少早早赶来看热闹。可拍摄一拖再拖，因为几个主要演员睡过了头，有的临阵脱逃。

　　第一个镜头是演员骑马朝天鸣枪。由于是首次演戏和骑马，演员手脚僵硬地爬上马背，立刻就被摔了下来，反反复复七八次才成功。好容易上去了，周元强又遇到了难题：他在前面拍摄，如果马失控后飞奔而来怎么办？

　　“好怕人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周元强不住地摇头。从那刻起，他明白了拍电视远不像自己想像得那么简单。

　　《里村星火》中有一场戏：一支4个人的八路军小分队要出发了。可是，作为道具的背包一个要100多元，而剧组只能买两个。怎么办？

　　周元强使劲搓着手走来走去，忽然灵机一动，只增加一句台词就解决了问题———一个女八路说：“连长，你们两个先走，我俩随后就到。”

　　拍戏用的是塑料玩具手枪，演员们反映声音和视觉效果都不逼真。周元强急中生智，让演员准备开枪时，其他人赶紧把一个点燃的小炮放进枪口，随着“啪”的一声，烟雾、火花都有了。

　　拍游行的场面，演员没那么多。周元强把手里的机器摆弄来摆弄去，发现居然可以打重影！这下子，他做出的游行场面简直人山人海。

　　当年10月，《里村星火》摄制完毕。首次播出时，连镇上外出打工的村民们都回来了，整个村子沸腾了。一个只能容纳五六十人的大厅居然挤进了200多人。“如果谁把胳膊举起来就别想再放下”。

　　只要剧中出现一个人物，便引来一片笑声。观众中不时发出喊声：“这个是你叔叔”，“那个是你爸爸”，“看！我的孩子在里面”，“瞧！你舅舅是个坏蛋”。

　　村民们的热烈反映，完全出乎周元强的意料：“那么一个小小的东西，能让村民们那么高兴……”

　　打那以后，“文化站”只要筹集到200元时，周元强就组织大家拍一天戏。在哪个村拍戏，就变成了哪个村的节日。

　　虽然拍片没有分文报酬，可自愿加入进来的农民越来越多。周元强估计，参与拍摄的农民总计已达到两万人次，仅登记在册的农民演员就有1600多人。周导演根据水平和态度，分别把他们定为一级、二级、三级演员。

　　“想成为一级演员，必须是‘百花奖’得主。”周元强一脸严肃地说，“当然，这个‘百花奖’是村民们自己评选的。”

　　虽说只是拍给乡亲们看，但在细节上周元强丝毫不敢马虎，因为“不能让人笑话”。经过几年的摸索，演员们在演技上有了不小的进步，以致有一次拍摄一场戏时，差点以假乱真。

　　刑场上，一对母女在分别：“匪兵”对20多岁的年轻母亲威逼说，只要你说出红军的伤病员藏在哪里，我可以向团长求情马上放了你。

　　试了好几遍，演员越演越投入。年轻母亲一口唾沫吐在“匪兵”脸上。“呸，你别做梦了，废话少说，开枪吧！”说罢，低头安慰怀中被吓得大哭的孩子，“好女儿，别哭，妈妈就要走了，你要听党的话，长大了为妈妈、为千千万万的死难烈士报仇！”

　　话音没落，在场扮演村民的演员和一旁看热闹的观众，顿时哭声一片。一旁76岁的老汉黄万堂忘了这是在拍电视剧，举着拐杖冲上前去，对那“匪兵”一通猛打。周元强和剧组人员赶忙上前阻止，黄老汉才想起这是在拍电视。

　　有人说，演戏的最高境界是与生活融为一体并能影响生活。周元强的作品，无疑个个符合这个标准。

　　一次，竟成镇的一个村选举村主任，不少村民对候选人有意见。周元强决定以此为题材，拍一部《选举风波》。

　　他把演员们拉到贴在村口的候选人名单跟前。“这场戏就拍大家发表意见。”他说，“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大学生当村主任，能行吗？”“就他，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还能管大伙？”“我看王大山行，心细、胆大、有本事。”

　　一场戏顺利地拍完了，村民们也因为在戏里说出了原本憋在心里的话，个个心满意足。

　　周元强发现，虽然眼下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可有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不是打麻将，就是睡懒觉。他便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一部反映青年农民生活现状的电视剧《巨变》。

　　“看了真让人不好意思！”电视剧一播出，就有好多小青年坐不住了，“瞧那个懒媳妇，啧啧，真丢人！”

　　现在，在竟成镇，“懒媳妇”已成为游手好闲者的代名词，每个年轻人都惟恐避之不及。

　　与此相照应，周元强和他的剧组，也成了竟成镇村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眼下，江西等地持续高温，周元强刚刚开机的武侠剧《瓷都女侠》只好暂停。可村民们不干了，每天都有许多人跑到“文化站”，催促周元强尽快开机。

　　“不拍电视剧，俺这心里空落落的。”70多岁的王秋莲大娘是剧组的“明星”，演过讨饭婆、保长太太和爱吵架的恶婆婆，“儿女们很支持我，说只要我玩得高兴就行。”

　　在竟成镇的村民看来，演电视剧，就是自娱自乐。为此，上影著名导演李欣，以周元强和他的剧组为原型，特邀香港演员李王文和尊龙主演，执导了一部喜剧片《自娱自乐》。

　　但提起这部影片，周元强的声音瞬间高了八度：“这部电影歪曲了一个文化站站长多年拍摄电视的良苦用心，我很气愤！”

　　在周元强看来：“我们不是自娱自乐。我们这叫群众文化群众办。这叫寓教于乐。”

　　更让周元强生气的是，为回报“文化站”的帮助，李欣当初允诺给予5000元～8000元经费，但电影放映过两个月之久，当初允诺的经费却“连个影儿都不见”。

　　“这么大的导演还失信。”周元强皱着眉头嘟囔着，“这些钱够我们拍两部电视剧的！”

　　周元强的故事，让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钟鸣心动。这位博士专门从上海跑到竟成镇，恳请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可周导演不放心这位新人的表演。为了“这份热情”，他给了“博士”一个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角色。即便如此，钟鸣还是对周元强赞赏有加：“他完全能到高等院校开一门群众文化的课。”

　　这两天，周元强的心情始终是欣喜与忐忑交织：欣喜的是，26日晚上，他将在北京与张艺谋、李王文、成龙等9大明星，一同担任“2004中国首届DV大赛颁奖晚会”的颁奖嘉宾；忐忑的是，他本人参赛的作品《虎口剿匪记》不知能不能获奖。

　　当然，还有一个心愿，他揣在心里好多天了。“如果能跟张艺谋说上话，”周元强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我想，我想，他要愿意，我想拜他为师。”（记者周欣宇）（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