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今年7月13日，黑龙江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促进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并承诺“坚决拒收财物，坚决抵制跑官要官”。

　　省委书记宋法棠强调：“凡给领导干部送钱、有价证券、贵重物品的，一概拒收；拒绝不了的立即上交组织，记录在案，并请纪检监察部门与送钱物的人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对跑官要官的人，不但不给，而且要批评教育，并告诉组织部门，记录在案，注意观察。”

　　随着黑龙江省委要求“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绥化市所属10个县市正忙于布置工作、汇总情况，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新一届”———新一届绥化市委、新一届绥棱县委、新一届明水县委、新一届青冈县委。

　　绥化市新任市委书记胡世英一上任就来到组织部，要求进行“用制度管人”的探索。绥化市在职正副处级领导干部971人。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经过这“四差”选拔科处级领导干部1164名。此举力图改变“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状况。

　　2003年5月29日，绥化市委班子就廉洁从政情况郑重向社会公开承诺：用好权、管好钱、选好人，领导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工作就跟进到哪里，通过约束机制，使领导干部“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许腐败”。

　　今年4月，绥化市出台《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考核实施办法（试行）》，考核内容量化打分，以发展定升迁。满分100分，其中地方经济实力50分，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10分，社会政治稳定12分，社会全面发展水平10分，人民群众满意程度18分。

　　胡世英说：“来到绥化后一个月，我就跑遍了所属的10个市县，上上下下反映比较集中的，就是跑官卖官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症结，固然有着个人党性、修养、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也不能不看到体制上、机制上的缺陷和弊端，因此我提出了要用制度管人。”

　　他认为，“原来的缺陷一是不公开不透明，第二是不规范不健全，第三是监督乏力”。

　　目前，绥化市在干部任用上实行“票决制”，市委常委一人一票，以票数多少决定干部任用。

　　由于马德案涉案干部较多，绥化市所属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很多牵涉其中，纪检监察部门感到了压力，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瘫痪，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因而，绥化干部中流传着“马德在台上时，让谁上，谁上，马德被查办后，让谁下，谁下”的说法。

　　今年，绥化市纪检委工作报告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切实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端正一方风气。”

　　据透露，对行贿者的处理上，先是追问赃款来源，绥棱县委书记李刚交代下属向其“买官”，进而牵涉一批绥棱县科、处级干部；肇东市一位领导交代自己家里“开饭店”，算是进行了“合理解释”而未受深究。行贿者众多，有关部门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

　　随着查办马德掀起的廉政风暴，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官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个中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风险太大”、“太可怕”。

　　今年4月以来，绥化市纪检委集中力量开展了马德、王慎义、赵洪彦涉案人员调查处理工作，目前“工作进展顺利”。（记者 刘畅）

　　行政管理专家剖析马德案――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

　　对于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卖官”，研究公务员制度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句华说，这说明当地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市场，左右着当地的政治生态。

　　供需均有缺陷

　　句华博士分析说，从需求上看，当地官员们之所以不惜巨资购买官位，因为官位物有所值。她说，从现行的国家公务员薪酬制度来看，官位本身所带来的薪酬有限，与其买官之资相比可谓九牛一毛，官员获得新的官职后为达到收支平衡，只能利用手中之权寻租、贪污，或是以“职务消费”名义“合理”使用公财。因而要彻底根治买官现象，只能从调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入手，建立有限政府，并对有限政府的公共权力加以监督。在这方面，重新划定和规范政府职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尤为重要，特别是改革现行的预算制度、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更为迫切。

　　句华博士说，从供给上看，一些地方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本身及执行中的缺陷给卖官开了方便之门。例如，“一把手”一言堂，权力不受约束，缺乏必要的监督。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用人唯“利”，用人唯亲，不按程序办，随意性大。马德之所以走得那么远，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是一把手缺乏监督。她谈到，绝对的权力容易滋生绝对的腐败。一把手“遮天”所导致的腐败绝不仅仅体现在用人问题上，权力的滥用会无孔不入，最终导致公民利益的受损。

　　领导干部选拔制度需改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教授白智立也认为，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导致像马德这种卖官鬻爵之辈前“腐”后继的重要原因。

　　他说，在我国的公共人事管理中，干部的选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遴选准入主要采取下管一级的党管干部的任用方式，即党的上一级委员会选拔遴选下一级党政领导干部，党的组织部门负责考察，最终由党的委员会负责任命。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往往党委中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第一把手的党的书记，对干部选拔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样一来，就为我国公共人事管理的“潜规则”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白教授说，在我国现行的政治结构之下，首先需要改革的是组织人事制度的保密主义，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任用应该更为公开和透明。其次，领导干部的遴选准入制度设计应该从选拔完全转为选举。其三，在行使推荐领导干部的制度上，除了为避免领导人个人专断，扩大人事决策者的人数和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外，还应该采取“连坐制”，追究推荐有问题的领导干部的领导人个人的责任，要求其引咎辞职。

　　白教授谈到，领导干部的能上不能下，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公共部门组织人事管理良性运转的瓶颈。白教授说，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设计领导干部任期聘任制。

　　白教授认为，领导干部的选拔标准应该不同于普通干部，任用标准应该强调和坚持民意本位。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对公共部门领导干部的评估指标进行多元化改革，诸如将民意、合法性、合规性作为领导干部任用的第一条件更为重要，这是公共部门具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白教授还谈到，数额巨大的买官卖官事件的出现反映出我国公共部门对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收入监督不力和制度缺位。此外，马德案之所以涉及如此多的人，还与惩罚不力的制度设计有关。让违规者丢乌纱、甚至离开公职的制度设计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记者万兴亚）

　　相关：（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