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自己设定的一个形象，那便是心灵上最可信赖、最可依靠的对象，自己、家人、朋友、同事……这些都可能成为人们默认的依赖者。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情世故的变迁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深藏于心底的依赖者正在悄然发生着某种改变……

　　现在，以自己或居住地为圆心，依据关系亲疏程度往外延伸，计算最远可触及的人群或者范围，然后从圆心用直线和最远触及的地方相连，这个长度就是你的人际交往半径。以这个半径画上一个圆圈就构成你的生活圈。

　　也许你会感叹，如果连网友都计算上，你的人际交往半径可以跨出国门延伸至海外，“海内存知己”的古话在如今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伴随人际交往在距离半径上的极大延伸，你也许还会有一种感觉：朋友看似越来越多人却感觉越来越孤独。一项调查的数据显示，城市青年未来最愿意依靠的人是自己，人数高达42.7%%，他们认为“给自己帮助最大的人”是“家人”的比例高达55.7%%。从北京青年的人际交往“半径”来看，“家人”以及青年本人“自己”是他们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和“最能依靠的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是，虽然北京青年对朋友在现实生活中给予的帮助表示了肯定，但被问及“未来最应该依靠的人”时，“朋友”的中选率却仅有3.6%%。这一数据表明青年们并不寄希望于朋友在将来会给自己很大帮助。

　　年纪越大，生活圈子反而变小

　　邱天怡，美籍华人。出生于台湾，2岁举家迁到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国，在父亲一手创办的八喜工作，她花了八年时间从最初的职位做到八喜的副总裁，后来又在哈根达斯和星巴克担任高层管理职位。如今的她在北京嘉里中心旁的数码01开了一家自己的餐厅。她说，投资餐厅不是因为想赚钱，只是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谈到她的人际交往半径，邱天怡笑着说：“20多岁的时候特别爱玩，因此会有很多玩伴。那时候不仅朋友很多，而且还特别喜欢交新朋友，但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和那时的朋友，发现他们好些都不过是些酒肉朋友，玩的时候能想起来，遇到困难的时候却都见不着了。”

　　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发生转变是在父亲去年底走了以后，邱天怡忽然之间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朋友变得比较没耐心假装客气。“虽然我现在也还是很爱玩，喜欢保持自己一些或天真或白痴的性格，但有所不同的是，以前的好多朋友都不再来往，过去常常会为了工作和应酬没回家吃饭，这些事情现在都不会再发生，对我而言家人似乎更重要。也许因为年龄的关系，过去觉得是朋友的人，现在想想会觉得不是那样，30岁之前原本有广泛的人际交往圈，后来也逐渐在缩小。”年纪越大就越不想再扩大生活圈，她说：“我现在最好的朋友还是小时候认识的，算起来也有20多年了，相仿的年纪、生活经历和相似的家庭背景让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虽然相隔遥远，但有烦恼或心事的时候两人就会去倾诉和分享，在我们之间几乎没有秘密。”

　　朋友圈子变小在邱天怡看来，并不在于经济是否进步或者发达。她认为，这个跟年龄有关，“从前的那些朋友在关键时候都没有帮我，没想到会给我帮助的却在我遇到困难时帮助了我。”发生的这一切让她突然明白了很多。而且对于衡量朋友的标准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发生变化。现在身为帝龙大川餐饮公司总裁的邱天怡告诉记者，自己的核心生活圈除了家人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当然还有几个为数不多的从工作关系转变成同家人一般亲切的朋友。这个核心圈子加起来也不超过5个人，但是拥有5个这样的人已经让邱天怡感到十分满足和幸福了。在核心圈的外围，父亲过去的朋友和助手也构成了她所信赖的第二生活圈。在邱天怡的内心深处把工作和私人生活是分得很清楚的，她会尽量避免在工作中结交朋友，因为有时候会让彼此之间分不清关系，从而影响工作中的决定。比如手头的工作跟朋友的公司有关，在做决策时往往就会受情绪影响。虽说她不喜欢在工作场合结交朋友，但这也并非绝对。邱天怡就有一个好朋友，最初是因为生意上的往来认识的，后来相互了解后发现原来完全就好像老朋友。

　　同学少不了，家人永远最重要

　　李立，非政府组织项目官员。高中之前的生活圈接近空白，因为母亲工作性质需要常年流动，一家四口分成了两家，爸爸带着姐姐，妈妈带着她，从小学开始的记忆中自己就一直在转学，长的两年、短的只有两周，有时同学还没认识全就匆匆分别。因此与其他同龄人相比，自己缺少了儿时的玩伴。上高中后，母亲考虑将面临高考，就暂时停留在一个城市等她考大学。大学毕业后，不到21岁年纪的她成为南方一所高校的老师。从那时开始才算有了自己的人际交往圈，有了朋友和自己的生活。

　　不过，“我的生活圈中核心的部分始终都是父母和姐姐。如果有一天，失去了他们，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才好。一想到有一天，他们会离我而去的现实，我就无法接受。”李立眼圈有些湿润地说道：“除此之外，我生命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那是我26岁时认识的医生，虽然我们相差16岁，但从认识到现在的三年里他已经成为我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他出现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期，给了我很多精神的鼓励和生活的信心。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大病，我根本不会认识这样的一个知己。现在一旦我碰到困难，脑海里首先浮现的肯定是他们四个人中的身影。”谈及个人的人际交往半径，她想了想说：“因为常年做项目，我会接触很多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比如项目资助对象、援助机构工作者、包括一些国外慈善机构资助人，还有每到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不过，在工作中虽然认识的人很多，也有成为朋友的，但还是不如与自己最亲密圈子中的人感情那么深。”在核心圈子外经常见面的还有一些高中时代的同学和大学毕业后我所教的学生。当时在学校并不觉得有多亲切，但工作七八年后，发现一直保持联络而且伴随身边的总有他们。隔三岔五，同在一个城市里的同学还会聚到一起聊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