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出《致社会名人、明星的一封公开信》，建议“明星拒绝做虚假和可能对消费者进行误导的广告”。据说，明星们对此事的反应不一。

　　曾主持过央视《天天饮食》栏目的汪洋借用其师傅马三立先生的话说得最为透彻：“文艺和文丐有区别，不能为了钱，仗着自己会点玩意儿，去当乞丐。为了钱跟老百姓说这东西怎么怎么好，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结果把自己都赔里边了。”已故马三立先生的艺术人格令人景仰，他这番关于文艺与文丐的“理论”，权且称之为“文丐论”。

　　如今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视精神文化消费的社会，公众需要明星。正是因为公众的喜欢和需要，才聚合成了明星们的“名”以及“名”的光辉；正因为明星是一种社会公共财富，才使人们如此地关注他们、评价他们。

　　凭心而论，正因为大家热爱明星、需要明星，在近期出现的批评明星做虚假广告的舆论里，不乏批评者的宽厚、善良与希望，因为大家有一种与马三立老先生类似的担心：明星们千万别因为挣了几个广告钱，就把自己给“赔”里边了。

　　其实，这样的道理明星们何尝不知、不晓？凡能成明星者，一般智商都低不了；由于社会地位特殊，论眼界、见识、社会交往，明星绝对优于一般公众。

　　如今的明星们之所以热衷于充当商业广告“演员”，甚至充当那些不难鉴别系虚假、吹牛广告的“演员”，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时过境迁，马三立的“文丐论”已经过时；涉足商业广告的明星们个个有这样的把握：即使广告做砸了，即使受蒙骗的消费者告到法院了，自己也不会把自己“赔”进去。

　　说到底，明星们的发迹、升起乃至陨落，是一种“声誉机制”在起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声誉机制更多地会表现出与市场机制十分类似的特征。关于声誉机制是个啥玩意儿，身在“圈”内的明星们比“圈”外众人显然清楚得多。

　　纵观近年来在中国升起的大大小小的“明星”们，在艺术、演技以外出了问题的着实不少。有开霸王车的、撒野的、使横打人的、轻慢追星族的、因偷税蹲大狱的、被牵扯进重大案件的等等。应该说，其声誉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某些影响。

　　但无庸讳言，其影响的程度与其对他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程度相比，是严重不“匹配”的。例如，某大牌明星尚在“取保候审”阶段，约请拍片的、拍广告的即有踏破门槛之势，这能算是一种正常现象么？

　　据说有些经济学家一再呼吁，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坏的市场经济”。同样，作为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借以指导和约束明星行为的“声誉机制”，大概也有“好”与“坏”之分。假如好的明星“声誉机制”建立不起来，“问题”明星们还是会继续红着，不会把自己“赔”进去，“不赔还会赚”的怪现象就依然会存在。(稿件作者：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