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君

　　在中国，小说曾长期被视为“小道”，而武侠小说在某些人心目中，则无疑又属于“小道”中的末流。且不说清末被人称作“遗武侠之模范”的《水浒传》在历史上一再遭禁，直到今天，金庸作品已在全世界赢得巨大声誉，仍经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攻讦。

　　金庸小说“看上去很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毋庸置疑，否则就不会拥有全球最多的华文读者。但由于武侠小说系脱根于华人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治”观念、恋旧心态及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方式，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是没有太大前途的，而且今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风光再现。

　　就技术层面而言，金庸小说亦并非无懈可击。如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即指出金庸小说“有在报纸上连载的痕迹”，我个人也认为其情节偶然性太多，有时难免针线不密。如《射雕英雄传》中，李萍以怀孕临产之躯辗转千余里从莺歌燕舞的江南到冰天雪地的漠北，居然安然无恙；《天龙八部》中萧峰为报父仇重手击死女扮男装的恋人阿朱，都有牵强与欠推敲处。

　　任何大家的创作都不可能超越时代、超越他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必在宏观方面给金庸小说以不能承受之重，也没必要在微观上过于苛求。事实上，金庸从未自视过高，相反一再声明他的作品“不值一提”，他把《笑傲江湖》的版权卖给央视时，仅收取了一元钱，似可佐证。

　　用白璧微瑕给金庸小说定位是比较准确的，也是为评论界普遍接受的，但近年来极少数人在没有看过或“没有看完过一部金庸小说”的情况下，对金庸小说大加贬斥，以至近乎破口大骂，恨不能抑之于粪壤，不能不令人思量。

　　固然文学批评就是要“专拣人不爱听的说”，而且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诘问或诘责，否则便不能进步———没有观念的冲突、见解的不同、观点的抵触、思想的对峙，这样一个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全部精力尽在于此，并且他所面对的社会正处于最蓬勃向上的时刻，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他的行为及目的。

　　通常情况下，骂人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自我感觉太良好，所以想通过骂人来巩固这份儿美妙的感觉；其二是因为自我感觉不太良好，亟需通过骂人洗洗颓气，寻找那曾经春风得意的影子；其三就与感觉无关了，就是企图通过骂人来实现其他的个人愿望，比如混个脸儿熟或让大家还不至于马上淡忘他。但无论哪种原因，都颇有强加于人的嫌疑。

　　我很不喜欢那个MOTOROLA手机曾经的广告词：“你可以不听，我有权大声”，似乎是在张扬特立独行的个性，又像是在鼓吹尊重话语权，但岂不知这是一种自私的个性、一种有霸道色彩的话语权。有话不知好好说，将自身设置在文痞流氓抑或顽劣孩童的角色上，放手展示“真实和坦诚”，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骂故我在”的理直气壮，便有些极端化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在世界上处于相对落后态势，否则为何无人在诺贝尔奖评选中折桂———那些获奖的作品部部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余音绕梁之久，中国现代作家除了老舍、鲁迅，似乎无人能及。虽然连离婚都被视为丢人现眼而当事人走路抬不起头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的作家仍然无法完全挣脱“文革”桎梏，这就是时下中国文学艺术技不如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几百年一样，不可能很快有伟大的作家出现。同理，有些批评家或伪批评家至今言行也仍有“文革”遗风。

　　回味自己的“文学青年”时段，夏夜习作因汗湿布衫而不得不常常赤膊上阵，心、胸交给稿纸和文字，而将后背亮给别人；在怀揣一支秃笔混迹于新闻界十数年后，转眼来到庸碌中年，虽然很多时候已经没有了舞文弄墨的冲动，但当年敞开后背任人评说的勇气和豪情依然存在。微不足道如恒河之沙的我尚能如此，那些方家巨匠自然更会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只是作为批评者应有善良的初衷和端正的态度，最起码也要把作品读完再开口骂人。

　　脂砚斋在阅评《石头记》时几次强调：“作文要狡猾”，冯小刚之贺岁片《手机》则谆谆劝诫“做人要厚道”，做人是根本，作文是做人的延伸。历练江湖，养身修德，将“厚道做人”与“狡猾作文”完美结合起来，与人为善，妙笔生花，你好我好大家好，岂不是比时时处处心怀芥蒂、笔走偏锋要愉快得多么？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8月27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