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部门颁布的新法规频遭公众质疑。

　　8月初，教育部发文，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有不少地方、高校紧接着也发布了类似规定。但此规定一出，就遭到不少媒体质疑，有人认为是“父爱主义”教育模式的产物。（8月25日《外滩画报》）

　　无独有偶，8月24日新华社也发表长文，质疑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机动车负全责”的规定。在北京、上海，按新法规定，发生死亡的交通事故，守法的驾驶者在没有事故责任的前提下，也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新华社长文就质疑：凭什么让守法者赔得倾家荡产？（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两个新法规的是非曲直，这里姑且不论，人们敢于质疑、能够质疑法规的现象让人眼前一亮。

　　过去，法律法规是“上层建筑”，从来就是上“行”下“效”———上面行动，把法规制订了颁布了，公众效法行事就是了。普罗大众（媒体亦然）根本没有置喙的机会，因此有不少法规即使严重违宪、违法，也照行不误。如今，法规走下神坛，不但部门规定百姓可以评说，法律条文也没有禁区，可以探究，这就是一种民主的进步，是社会理性、成熟的表现。

　　法规频遭公众质疑，喜中亦有忧。刚性、权威性是法规的生命，法律频遭公众质疑，势必对法规的刚性、权威性带来致命打击———公众会认为遭质疑的法一定是恶法，“恶法非法”，“恶”是法规的致命伤，是法治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西方媒体对国家法律的批评是非常小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规频遭公众质疑并非好事。

　　法规的出台，应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一件法规先甭提多优秀，至少必须确保没有明显的硬伤。但为什么有些法规一出台就成为众矢之的，被公众批得体无完肤？原因固然很多，但很大原因就在于这些“青涩”的法规出台并没有通过充分的民意酝酿。即使法规是权威专家炮制，智者千虑亦难免一失，何况有些法规（尤其是一些部门红头文件）根本就是某些人拍脑袋的产物。

　　法规频遭质疑，忧多于喜。这种法规要么“带病上岗”，让公众不奉不行，奉又不服，两难；要么立马修改，朝令夕改，有如儿戏，不妥。因此，最理想的境界是：法必先善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