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题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的新闻出乎了我的意料。倒不是说立法听证有什么新鲜的，只是没想到这于北京人大来说竟然会是“首次”！该消息称：（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将于9月3日举行立法听证会，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征求意见稿）》听取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按老百姓的说法，好饭不怕晚。再说了，哪个法律的哪一条又规定地方人大立法必须举行听证会了？这么一想，我又觉得自己做人不厚道，过于刻薄了。目前立法是否经过听证几乎成了老百姓区分良法和恶法的标准。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在于不信任———虽然我们实行代议制，但有些老百姓不认为代表都能够代表自己；虽然我们有庞大的行政队伍，但老百姓害怕他们通过立法来攫取集团利益。而现实又不乏证明这些不信任有道理的证据。既然不信任别人，那么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于是听证会成了表达自己利益愿望的寄托。

　　立法听证会成本高昂，不是也不必要是立法的必经程序，这是毫无疑问的。按照简单逻辑来讲：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人大，由人大产生政府———他们产生的法律、行政法规就是民意，何必要听证？道理很简单，但我们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个单纯的假设而已。事实是，立法机构也好、行政机构也好，一经产生便成了一个有机体，打个比喻———它是活的，它有不同于母体的自己的行动模式、利益取向、思维逻辑……加上一些制度因素，他们的利益有可能偏离选民的利益。这就使特定情形下的立法听证成为必要。

　　那么什么时候要举行立法听证会？按我的想法，我国有三种立法情形应当进行听证：第一，行政机关立法时；第二，就重大公共利益进行立法时；第三，就琐碎事项进行立法时。我承认，这种归纳有些“土”，但比较实在。

　　随着“红头文件”以及张口即政策的诟病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行政机关的立法冲动日益强烈，说我不依法行政，那么我立法总可以了吧？在缺乏立法监督的今天，举行听证不啻为一个办法；所谓重大公共利益本身就难以界定，但我们可以有个模糊判断，比如文化遗产、比如自然资源等等。它们不只属于我们，而且属于我们的祖先、属于我们的后代，立法必须慎而又慎；琐碎事项———在我看来，北京人大常委要听证的事项就是琐碎事项———自行车可否带人？这样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立法结果不是立法机关单凭想象就能想象出来的，因此要集思广益。

　　近些年，我们的立法听证越来越多了，但让人满意的却寥若晨星。希望北京人大的首次立法听证会能够体现其后发优势，让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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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作者:王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