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黑（不健康）、白（健康）、灰（亚健康）三色描画中国人，会得到一张“铅灰色”的肖像。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统计表明：中国约有39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换言之，平均每100个中国人中，至少有3人需要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所以有学者认为，“转型期的中国是个‘灰色国度’，面对压力，老百姓的各种心理疾病都可能发生。”（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的确，在正值社会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各类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如讨工钱不成跳楼的农民工、报复校园的大学生、绑架人质的下岗工人。概括来说，目前的社会心理问题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被“边缘化”的农民工心理问题凸显、阶层化的发展趋势威胁着城市人的心理健康、老年人因长期独守“空巢”而引发多种心理疾病、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心理状况都不容乐观。

　　对此，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引发的后果将相当严重。因为在“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强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转型期内，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躁”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影响社会安定。

　　那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有评论认为，相关部门应积极普及心理知识，消除一般人对心理咨询的偏见；以及采取相应政策大力支持心理咨询业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可行之道，但个人认为，相比较而言，进一步开放社会流通渠道更为重要。

　　因为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比较直接的反映。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人得到了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发展空间和相对丰富、畅通的社会流通途径。但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使得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仍是困难重重。

　　这从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可见一斑。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是划分阶层和排列位序的主要依据。在中国社会结构渐趋开放的同时，社会资源趋于向上层集聚，部分社会流动渠道有被封闭的迹象。《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今年8月份进行的一项题为“你属于中国社会哪个阶层？”的在线调查显示，42%的公众认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有相对较多的社会资源，其次是私营企业主(23%)、经理人员(21%)。这三个阶层正是分别位于社会分层研究结论中第一、第三和第二的位置，是处于社会最上层的三个群体；而其他阶层的获选率均没有超过5%。

　　社会资源日趋集聚未尝不是好事，但正如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陆学艺研究员所言，“我们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我们的问题在于开放得不够，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以农民为例，研究表明，我国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44％左右，而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其中户籍制度，就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农民工虽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高于农村中的农业劳动者，但是他们游离于城市边缘，“孤岛化”问题突出——缺少公共生活空间、缺少对城市文明的了解渠道、远离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导致不少农民工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年初所言，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因为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时，大家都在埋头解决温饱问题；而人均GDP1000则美元意味着够吃了，有的人可以买小汽车了，但有的人生活水准反而可能下降，而此时社会保障又力不从心。由此而导致的贫富的悬殊、机会的多寡、发展的快慢、地位的高低，当然会使社会心理偏离正常轨道，处于喧哗和躁动、焦虑和不安之中。

　　根据国际经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所以，若使转型期中国不再呈现出“铅灰色”的面孔，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以公平为准则，进一步开放社会流通渠道，使社会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日益缩小，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这才是解决心理问题的治本之策。(稿源：红网)(作者：吴麟)(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