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昆丁·道迪埃，美国共产党员，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纷纷去往美利坚之际，33岁的他正打算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18岁的奇妙夏天

　　昆丁来自美国南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敏感而善良，看到受苦受难的人从不无动于衷。

　　18岁那年的暑假（他念大二，在美国一所很牛的大学里主修古典语言），信仰共产主义的祖母很无意地递给他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他看了一眼那红色的封皮：《共产党宣言》。

　　接过那本书，昆丁略感好奇地开始阅读。

　　他坚持用“兴趣”一词表达他读《共产党宣言》时的感受。

　　他用近四个小时阅读思考这本小册子。之后，他俯在桌子上，一个巨大的声音响起：上帝没了。

　　天哪！上帝没了！上帝没了……

　　一个闷热的暑假、一本五十几页的小册子、四个小时的时间———一个青年长达18年的信仰就这样被颠覆了：原来，主宰世界的不是上帝，也不是命运，而是我们自己！接下来，他四处寻找、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整个假期他沉浸其中。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昆丁，完成了自己18岁“成人加冕仪式”。

　　毕业后，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为了钱而工作”，同时，他的信念越发坚定，思考越发成熟：

　　“我信仰共产主义，怎么证明这一点？不是我在说什么，而是我在做什么？”

　　“你不能拯救世界，你却能拯救一个具体的人。”

　　24岁那年，昆丁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99年，28岁的昆丁来到中国北京，并很快定居，这个中文名字叫杜大伟的“国际友人”，认定中国是他为开垦自己的信仰所选定的辽阔土地———“美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恰当的，一个错误的开始不可能有正确的结局，无论我做了什么都是徒劳。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努力，总会解决。在中国，我的行动会收到最大的效果，我会更有信心，有更大满足……我愿意做得更多，让中国更好。”

　　21岁的儿子小杨

　　2000年的春节，昆丁到北京火车站去送一个朋友，走出站台，他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哆哆嗦嗦地站在雪中，表情无助———这就是小杨。

　　小杨是贵州人，家在农村，爸爸在世的时候是乡村教师。那个寒假，大姐刚刚出嫁，弟弟要学费，妈妈的病又加重了，上高二的小杨借了300块钱跑到北京，要打工赚钱养活家人。帮人卖了一段时间的菜，没挣着啥钱，眼看又要过年了，小杨想家了。再说，还得回去念书。可是，连路费都没有……咋办？把心一横，小杨决定到火车站向好心人求助……

　　小杨记得那天，那个高大的外国人在身边望着他，“他看上去难过极了，好像比我自己还难过。”就是他眼睛里忧郁的善良，使小杨在听到那句“followme（跟我来）”后，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

　　他的家很暖，比小杨在火车站租的“8块一宿”好一百倍。醒来后的小杨发现昆丁把自己的两个床垫分开，小杨睡的，是那个更软的。见他醒了，昆丁递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是1000元人民币。

　　两周后，刚刚相识的两个人在站台告别。小杨隔着车窗看着这个陌生的外国人，终于哭了……那一次，他又交给小杨2000块钱，让他回去好好读书。

　　回家后，小杨大概每个月跑到县里的邮局给他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思想及学习情况”。后来小杨在昆丁的帮助下来到北京，就读于一所私立大学。来北京是因为他曾问过小杨想在哪里念大学，小杨说当然最好还是北京。小杨随口说出的愿望，昆丁当做梦想去帮他实现。

　　四年，每年学费5000块，还有生活费，他全部为小杨交付。

　　他说：我的确不是富翁，但不要总说我给他多少钱，他坚持着他的求学梦，这也鼓励我坚持我的信念。

　　几年下来，昆丁已经为小杨花了将近4万元。

　　昆丁有一天忽然对小杨说你当我的儿子更好。小杨笑了，好像默认了。

　　昆丁33岁，小杨21岁，记者问昆丁：“他真管你叫爸爸吗？”

　　“叫，”昆丁往椅背上一靠，很骄傲的样子，“不过，是在没人的时候。”

　　“当初你凭什么那么相信小杨，就不怕遇到骗子？”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帮人结果被骗是正常的，但你还要帮，帮了十个人，有三个人在骗你，你还‘赚’了七个。”

　　电话里问小杨：想过怎么报答昆丁吗？

　　“就是像他那样，帮助更多的人。”

　　4000块钱的分量

　　他是个自律的人，很难想象他连电视都没有，而且不听音乐，不看电影，甚至不读报，只读书。

　　他现在是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外教，小杨说他背的那个装有学生作业的大书包“足有100斤重”，他还有很多“义务”需要去做，包括免费为残疾人讲课，一周四个小时。而每个月他都拿出收入的1／3帮助别人，来中国的五年，他始终坚持这样做。

　　现在，这笔钱包括每月寄4000块，给河南艾滋病村艾滋遗孤的监护人朱进中。

　　那是去年11月的某天，他走在大街上，很偶然地看到《今日北京》上刊登的朱进中和他的艾滋孤儿。看完后他难过了好几个小时，他必须要为他们做点儿什么。

　　他立刻打电话给一个中国朋友，找文章作者，再找朱进中所在村子的电话，他要核实，结果更令他难过：艾滋孤儿不是报纸上说的70多个，而是100多个！

　　恰好几天后，朱进中到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昆丁特地赶去见他。他给朱进中带去了4000元，那是孩子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他告诉朱进中这钱会一直给下去，但抱歉地说：“寒暑假期间可能给不了，那时候学校放假，我没有固定收入。”

　　感动他的是朱进中说了一句话：“我死后，希望有人能够照顾我的孩子，因此现在我要照顾别人的孩子。”

　　艾滋村在经济上已“瘫痪”，小加工厂早就倒闭了，什么粮食水果，只要是这个村子产的，就都卖不出去。昆丁说：给孩子们钱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除非能帮助整个村子。

　　一个外国人，没有那么多钱，也不是官员，更不是慈善组织的成员，他能做什么？但他做了，而且做法出乎意料———他要来当地乡镇干部的电话，他要帮他们重建工厂，恢复生产，帮他们卖产品。

　　为此，他已经联系好去见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著名国际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他眨眨眼，说：“‘工合’需要我的智慧。”

　　今年五一，他要亲自去一趟，写一个调查报告。

　　“那4000块打算寄到什么时候呢？”记者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昆丁说：直到我死。

　　摘自《中国青年》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8月28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