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文明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总忘不了那缸清水。

　　中师毕业时，由市文教局分配到川西边远的山村任教。这村离乡场还有二十多里，如到县城那就得爬坡上坎，翻山越岭走上近一天。学校设在一座破庙里，屋壁大洞小眼，房顶破瓦稀疏。太阳一出，道道白光斜射进阴暗的教室；暴雨一下，条条水柱发出嘀嗒声，那是该转移课桌的信号。课桌是学生自备的小方桌、长条桌、小圆桌、木板桌、石板桌，七高八矮，参差不齐。六十多个学生，两个班，三个男教师执教。学生小的七岁，大的十四五岁。有的还把小弟妹带到学校，朗朗书声与幼儿啼声，汇成一首首交响曲，令人哭笑不得。老师的月工资一百多元，还要寄一部分回家孝敬父母。菜，课余开荒种；柴，学生到校经山路捡。过着“青菜萝卜玉米饭，提壶田水老青茶”的日子。这些还不算什么，最难的是饮水。村民常年饮田水，山沟梯田边，掘了一个大水凼，旁边放一木瓢。村民把这种带泥之水，挑回家盛入水缸澄清。冬天雨水少，那凼水也少，而泥沙重，在水缸里虽放入白矾，但几天后，还是水里葫芦———不见底。这水味酸而涩。可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喝这水。想喝清水，就得走两三个钟头山路，到深山里去挑水。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般不饮此水。只有家中来客，才费力去挑。我们每天既要教学，又无长途跋涉担水之力。饮水之难，可想而知。

　　学校前后曾来过几位教师，不到两年就只剩我一人了。我既是教员，又是炊事员。在这连饮水都成问题的穷山沟，有何前途？我也想调走。村支书来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都怪咱山沟穷，总留不住教师，听说你也想走了……”我点点头。“你能不走吗，山沟穷，就是吃没文化的苦头。”我沉默了，心里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支书迈进简陋的厨房……

　　第二天放午学，进厨房做饭，一缸清水映入我的眼帘，心里好感动，那顿饭吃得很舒服。过两天放晚学，快用完水的缸里又盛满了清水。是谁挑的？问学生，都不知晓。过了许多日子，一天课间休息，进厨房喝茶，闻门外有脚步声，回头一看，这“谜”一下解开了。是老支书弓着单薄的腰挑水而来，我忙帮他将水倒入缸里，扶着这位年过半百，身材瘦削的长者坐于长木凳上。他情意深长地对我说：“我们以往太疏忽，让你吃了不少苦。那天村民会上一提这事，大家都报名挑水。”他一席话，让我感到羞愧，两眼噙着泪花。我也是农民出身，虽地处平坝，生活没那么艰苦，但我的文化，也是教师传授，我能读中师而教书，是要把教师传授给我的文化火种，传给山乡的后代，点燃这穷困山乡科学文化之火。我说：“老支书，你不要再为我担水，我还是喝田水。”接着又激动地说：“支书，我不打算走了！”“那太好了，我们村民感谢你”。

　　上课铃声又响了，我拿着教科书含笑走进教室，踏上那三尺讲台，几十双眼睛盯着我，我说：“同学们，我离不开你们，不走了。”立刻，几十张小脸绽开了笑容，教室里久久回荡着他们的掌声。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28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