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之赵晓专栏

　　最近，郎咸平火爆神州，网络论坛上有关郎咸平的话题也是热闹非凡。网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郎咸平提到了中国国有资产改革中的资产流失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国企改革问题呢？我认为，一定要置于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考虑。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我有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国有企业资产不是流失了，恰恰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总量上，国有资产借多种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如此，电信和石油的高收费亦如此，乃至税收、积极财政的投资也是如此。

　　第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市场经济转轨之间存在着有条件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国有资产流失快有时可换来市场转轨的加快；太过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则将导致市场转轨慢。原因在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没有太多的手段，除了加强监管外，就是强化对既得利益的保护。

　　第三，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显然，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所谓银行贷款的公平、证券市场的公平无从谈起，后起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也很难。

　　第四，政府需要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加快市场转轨之间寻找平衡。完美的、理想化的改革不存在。因此，任何攻击改革中的问题，但缺乏建设性、拿不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来的批评意见，在实践中无法操作。现实中的改革之路从来都是次优之路。

　　第五，国有资产流失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市场转轨慢也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后者的不公平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可能比前者更大。因此，权衡改革的机会成本，权衡两者的综合福利至关重要，不能只计一点，不计其余。

　　第六，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可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但政府不能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否则，社会要吃苦头，垄断横行，市场公平秩序无从谈起。

　　第七，从世界经验看，日本(明治维新后)、俄罗斯、东欧都以较快的国企民营化及较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换取转轨的加快，换取新的市场秩序的建立。而中国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即极力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并且不断出现将私人资产“流失”到国有资产中的现象，代价则是金融改革的滞后、证券市场的扭曲以及类似当前宏观调控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

　　而郎咸平先生在国企改革言论上有以下问题：

　　一是他只看到个案，缺乏总量概念(个案不能推出总量)。比如他可能不太清楚中国国企改革总体上是哪一类，他看到了某些个案中国有资产流失，但可能没有注意到许多领域中私人资产流失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中个人人力资本的流失，比如海尔的张瑞敏如果成为倪润峰第二，那是很可悲的)；

　　二是他缺乏历史概念，他似乎不懂得中国改革是怎么进行的，也不太清楚中国改革进程的复杂性，并断然否定了这种复杂演化的合理性；

　　三是他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比较。比如他没有将中国的国企改革与世界相比较，因而也就不清楚中国的国企改革到底是“流失型”还是“增值型”；

　　四是他不懂得制度其实是一种习惯，潜规则有时也是重要规则，他不太懂得潜规则下的博弈。比如，地方国企下放到地方，实际上是通过多个改革主体的形成来激励地方分路突围，但地方出格的做法、过分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中央不仅事先可出台规范文件，而且随时可出手制止，包括事后追究。这样的博弈，在中国没有写进成文的法律中去，但却是高明的改革策略。

　　郎先生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相对不足。他的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将民众当前对社会分配不公、国有资产流失的不满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另外，郎先生的某些分析手法亦值得商榷。比如，郎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国企好于民企。但他选取的样本太小而取数的时间太短，因此，根本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得出国企比民企还好这么一个“大”的结论，而郎先生居然还从这个草率的分析中，推论出产权改革不重要，就更是让人不可思议了。

　　显然，比较国企和民企的效率的可取统计办法，应从一个较长时期，取全世界有代表性国家的国企与民企样本数据来进行比较。此外，还要看清楚，所用于比较的国企有没有代表性(至少到香港上市的国企大都是垄断企业，还撇下了不良资产在母公司，是没有代表性的)，民企有没有代表性。

　　最重要的还是大问题管小问题，搞不清楚中国的市场转轨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清楚国企改革问题。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轨格外艰难，非大智慧不足以理解和驾驭。今天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和社会矛盾重重，每走一步将更加艰难，而认清转轨的目标和手段、代价与收益，掌控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绝对称得上是超级艺术。在这个时期，对于学术界和社会来说，宽容、理性和建设性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