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刘以宾

　　新华社报道：今年以来，齐鲁石化公司贪污腐败大面积发生，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

　　办案检察官认为此案有着惊人的“典型性”：从全国看，地市、县一级国企大多已彻底改制，而像齐鲁石化这样的中央直属大型国有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大、职工人数多、改革难度大，因此改革步伐较慢，是国企改革的最后“堡垒”，且呈现出明显的“改革滞后综合症”。

　　一些干部职工反映，腐败案背后隐藏着的是种种体制弊端：一是管理体制混乱，子公司、分公司、存续公司“三碗饭”搅成了“一锅粥”；二是计划经济色彩浓厚，责权利关系失衡；三是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化，企业内买官卖官之风盛行，裙带、地缘、同学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四是分配制度不合理。

　　大型国企存在的诸多“病灶”，在具有国资背景和政府任命背景的董事长身上，几乎都能找到症状。近些年，董事长“出问题”的不少，而具有国资背景的董事长“出问题”的更多。按说，董事长既不具备腐败的动机，也少有腐败的条件和机会。而国资董事长之所以腐败频发，主要是背景的“特殊性”导致了其价值目标、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的“变异性”以及扭曲。有的，甚至压根儿就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董事长，仅仅是借其名而已。

　　要做真正的董事长，必须首先是真正的股东，且是大股东、最大的股东。“股东”者，意味着该企业的部分、大部分资本（资产）犹如自己口袋里的钞票或名下的私产。从基本的人的行为逻辑分析，股东以及董事长只会有一个心思：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权，通过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实现更大的收益权。董事长怎样进行“腐败”呢？无非是贪污、侵占、挪用、受贿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贪污、挪用几乎等于把这个口袋的钱“偷”出来装进另一个口袋，这不是没事找别扭吗？至于索、受贿，则更不合情理：凡受贿者，一般都是借职务之便利，以数倍乃至更多倍的公家利益损失为代价换取个人私利。没有哪个真正的董事长算不过来这笔帐，如此“傻冒”地舍大而求小。董事长也许会“出事儿”，例如偷税漏税、通过行贿官员获取额外公司利益等等，但一般不会腐败，此乃个人经济理性使然。

　　要做真正的董事长，必然竭力完善内部制度。倒不完全是因为《公司法》规定了其应怎么做不应怎么做。建立完善的内部制度，纯粹系保障公司健康运行之需要。例如，西方企业普遍实行内部审计制度，董事会下设由3-5名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重视内部审计，目的是督促企业规范高效运作，最大程序地避免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当然首先包括董事长的利益。在这种具有很强独立性的内部审计制度制约下，董事长要想贪污、挪用、搞特殊化，几乎不可能。更何况，董事长本来也希望这样的监督，因为通过它的监督制约所保障的是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公司整体利益，这比没有监督而可能获得的“腐败便利”以及“腐败利益”要大得多。

　　要做真正的董事长，必然重视内部“经济民主”。一个股份公司，实际上是许多通过投资入股而获取回报的人的“利益共同体”，董事长则是这个利益团体成员选举而产生的“头儿”。按照“权力者只对权力授予者负责”的原理，董事长必须毫无条件地对全体股东、董事会负责。由此想到如今地方政府的一大顽症，即行政首长“一言堂”。盲目投资、政绩工程、卖官鬻爵等等，皆源于这种“一言堂”。按说，政府有着完善的运行制度和议事规则，那么多参加“常委会”的人，那么多的职能部门，面对一把手的荒唐提议或一言堂决策，他们为何不予以抵制和约束？道理很简单，一把手的荒唐，损害的也许是党和国家的利益、百姓的利益，但并不直接损害这些人自身的利益。董事长当然也是企业和股东们的“一把手”，但由于其一举一动都可能直接关乎股东的利益，因此他必然会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决定他不可能也象地方政府一把手那样大搞“一言堂”。而如今这些由政府直接任命的国资董事长，当然只能对任命者负责；况且多数董事长本来就是政府官员，他们既具有“一言堂”的行为习惯，在国资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也具有实行“一言堂”的各种条件。

　　假如笔者上述分析基本勾画出了一位真正意义的董事长的价值目标、思维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决定这些特征的体制基础和文化基础，那么，现实的国资董事长的“变异”和扭曲也就不难理解。或者说，国资董事长是否能认真遵循真正意义上的董事长的行为规则和规律，并不取决于个人素质和操守，而是取决于他身后的背景和体制。国有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尤其是董事长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等，说到底只能通过体制的彻底变革予以解决，而不能寄希望于某个董事长的“党性”或道德自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