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柱

　　鄙人的一位朋友供职于一家小工厂。因为小，所以就外部而言特别注意用户的意见，对内则喜欢职工就厂子的事情评头论足，拿出自己的见解。朋友说，如此一来意见很多；而不重视意见那回儿，一年到头也没几个人张口说话。最后朋友搓着手说：真是怪事！你越重视意见，解决问题越快越彻底，意见却越多。

　　平心而论，朋友对这种现象抱有不解的情怀实在情有可原。我们特别愿意简单期望：重视意见，意见就会越来越少；解决的问题越多，以后提出的问题就会从多到少，直至逐渐趋于无有。实际情况不仅不如此，而且有时往往相反。理论上应该怎样解答此类现象，我们不得而知。但查诸历史，与此相似的细节遍布书页之间。最让人熟悉的情节，是魏徵多次对唐太宗提出问题，而且随着李世民对老魏意见的重视，魏徵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直率。在我国的历史上，唐太宗可能是接受臣下意见最多的皇帝，换一下角度，也可以说那时的臣子是提意见最多的时期。

　　唐太宗履皇帝位以后，虽然知道魏徵有思想有见解，但对他的意见并不是特别认可。《资治通鉴》载：“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虽然李世民“深然之”，但看那样子，只是觉得魏徵的意见比当时的宰相封德彝的正确，经过内心反复酝酿，才“卒从徵言”。不惟如此，有一次李世民回寝宫后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原因则是：“魏徵每廷辱我。”真是伴君如伴虎啊！记得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此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诛心之论，于理论可能有益，对实际生活则未必有什么好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李世民的确虚怀纳谏，也从善如流，并且在他主政的那段时间，唐朝成为世界上的强盛国家。抬眼而望，当下西方国家一些勤政廉政的官员，未必就是所行与所想完全一致，假如没有制度的严格约束，谁也说不定他们会怎样做事。因此，黄仁宇又说：“坦白地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后来李世民离了老魏的规谏很有点食不甘味的劲头。魏徵有一段时间患病请了假，李世民说，你不在的这几天我的缺点多了。老魏死时李世民以镜子喻他，实在是情集与此，水到渠成。史书说魏徵一生给李世民提了200多条意见和建议，屈指算来两人共事才仅仅17年。设若当初李世民视老魏的意见如无物，就是魏徵比现在还敢犯颜直谏，他很难有机会或有兴趣思考很多国家大事，思考了也未必肯说出来；设若李世民求谏有始无终，老魏也不会讲国家社稷。《新唐书》为萧瑀作传时云，萧瑀入拜太常卿，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但是这个人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之短，时或意气用事，对房玄龄等人的小过失，痛加参劾，皇帝不加采纳，由是自失。《资治通鉴》谈及此事时，也说“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这是皇帝罢了他的官，即使让他做那个官，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提那劳什子意见。一个人的意见遭受不理不睬的命运时，谁会不缄其口？不管一个人性格多么耿直，多么迂曲，说出的意见多与少总和受到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唐朝前期不仅魏徵爱提意见，大臣们大多如此。

　　有一次李世民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翻成白话似乎就是：近来朝臣为什么不爱议论国家大事？老魏很实在，回答：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李世民不愧为明君，连连点头称是。这样的问题李世民的儿子李治也问过大臣，只是那位臣子说，陛下做的已经尽善尽美，别人没什么说的了。说这样的话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想蒙昧。世事是发展的，意见也就没有停止的那一天，问题是始终伴随鲜活世界的，解决了一个，下面还会有另一个。哪里会一劳永逸呢？真心听取意见，认真解决问题，与意见越来越少，问题渐趋消失不是一种东西。只有禁绝才与少结缘，多，倒是一种常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8月30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