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对话

　　记者：在一年前，国内的读者对你还不太熟悉，很多读者像我一样会感觉到奇怪：这个人是怎么冒出来的？

　　薛涌：我在书里提到了这一点，最开始写文章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经济上比较紧张，所以要以卖文为生，给香港、新加坡一些报纸写专栏，后来给《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书城》写。《直话直说的政治》里收的文章大多是我给香港、新加坡的报纸写的稿。

　　记者：从经历来看，你曾经在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过，但是从《直话直说的政治》里，我没有看到什么高深的政治学理论或者概念，每篇文章都可以一气呵成地读完，这也是我爱读你文章的主要原因，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你在写作中有意追求的效果？

　　薛涌：我进政治学所研究前，在媒体干过，并且没有政治学的训练，所以，写这些东西靠常识，不靠理论。我既不懂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因为在一个草根民主的社会，人们参与、关心政治并不需要什么理论。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谈政治问题掉书袋会被笑话，甚至句子太复杂也被人家笑。克里就是一例。写政治评论的人，也都讲大白话。所以，这一点是受在美国社会的生活经验的影响。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我写文章确实是追求这种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式。

　　记者：正如书名所传达的信息，《直话直说的政治》关注的是政治问题，以我的理解来说，似乎更关注的是美国社会，政治只是你观察社会的一个切入口，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薛涌：书所关心的确实是美国的社会，不仅仅是政治。但在一个草根民主的社会，人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很高，社会生活的问题马上会变成政治问题，比如枪支管理的问题，教育券的问题，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任何事情都可以是政治问题。

　　记者：任何事情都是政治，那么，美国人对政治的热情究竟有多大？

　　薛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对政治非常投入。但对狭义的政治，比如总统选举，并不一定特别关心。过去投票率一直不高。不过，今年不同。由于布什的政策，两派势同水火，大家都很投入。总的来说，美国就是一个草根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来自于最平常的老百姓，所有的政治都是从草根出发。

　　记者：在这本书里，收录的多篇文章是有关教育的，你对中美之间存在的教育差异有何看法？

　　薛涌：差异主要是在体制和教育哲学方面。如果说美国的教育制度中有值得中国学的地方，我认为是教育在民间这一点。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了，但教育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比如说中国许多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于是强化计划经济，和整个市场经济的氛围根本是南辕北辙。教育哲学的问题太大，总的来说，我感觉美国的教育就是让人自信，让人敢于思想。

　　记者：你现在的专业是历史，但从许多文章中，我感觉到你更关注的是当代的美国或者中国，专业和关注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

　　薛涌：我是搞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不过，我相信一切历史都是在回答现实的问题。一个人无法观察现实生活，如何观察历史？中国人的印象中，是不是搞历史的都是书呆子？我是不相信书呆子会有什么大见识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点，我现在在美国教书，你对这里的社会一点不懂，很难赢得学生的尊重。上课时就会有这种情况，你讲中国的事情，学生可能会问这和美国的某件事情是否相关。你不能认为这不是我的专业就不回答。

　　记者：你的文章现在经常出现在国内的报纸杂志上，有许多读者反映说喜欢读你的文章，你对自己的写作有什么期待？

　　薛涌：一般来说，国内的报刊需要的文章是希望话题能大一点，但我倒是希望国内能多给写社会层面小问题文章的空间。我用大白话写文章的形式在美国很常见，如同我在后记里面写的，我在中国精英文化传统里熏染了三十多年，我希望大白话的文章能给国内带来一点挑战，改一改以往的文体方式，把伪装打开来。不过，我想说一点的是，用大白话来写文章真的是很难。

　　本报记者　刘炜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