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阴阳脸》—书所考察的传统知识分子生态值得关注

　　余秋雨之后，历史散文一度兴盛。但大凡现在的历史散文作者，在对待历史史实的问题上，几乎都以为多多益善，他们恨不得用掌握的材料把自己写的文章塞个水泄不通，以显示自己在历史面前并不是贫穷的，而是拥有了足够的阐释权。历史的强大，往往会把写作者在心理上变得渺小，渺小到他甚至都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心灵和智慧，转而一片茫然地求助于史料，求助于那些死去的细节。——当代中国，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历史文化散文，实在是太多了。当自己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时候，就转而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为这样便能重回历史的现场。甚至，在一些人的笔下，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像空间和理解空间都极为狭窄，结果只剩下一堆公共的史料和一片公共感怀声，毫无创造性可言。

　　如果《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调查》一书的作者柯平也按这个路子写作，他的历史散文将迅速淹没在当下的写作潮流中，很庆幸的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写作方式的局限性，所以，他无意于通过史料的堆砌，摆出要发现历史真实、纠正历史错误的架势，而是尽可能地在有限的历史记忆中理解历史。我以为，这是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应该有的新的历史态度——理解历史。

　　或许，只有心如止水的人才可以研究历史。柯平正是这样的人。他花费八年时间，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存、生态、生活，条分缕析、喷珠吐玉写就的长篇历史散文《阴阳脸》，在当代散文中堪称个性之作，有着别的散文所没有的贵重品质。

　　尽管很早就有人宣称文化历史散文已经走向终结，但读柯平这样的散文，还是能激发我们新的历史想像，能在我们心中涌起追问中国的传统精神核心的冲动。《阴阳脸》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我们对历史散文的期待，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所说：“《阴阳脸》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什么叫作历史散文？漫漫的历史风尘和感喟、启迪、思索——这就是了。”

　　——编　者

　　多数历史散文中的“我”如同中药房里把秤的药剂师：三钱引文，二钱议论，一撮联想，兑入某些伪造的思古幽情，另加比附反讽与卒章点题——这些材料煎熬出来的历史散文犹如不痛不痒的感冒冲剂。

　　消费时代的一个杰作即是，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一批作家和导演发现了历史的商业价值，电视屏幕和多卷本小说之中晃动着大批古代的帝王、侠客、青楼女子和浪荡文人。还珠格格式的成功带动许多人到史书典籍之中淘金。沉重的历史正在变成一系列轻佻的恩怨情仇，巧妙地赚取人们的眼泪、笑声和钞票。

　　相对地说，散文和随笔仍然保存了对于历史的传统尊重。对于这些作家说来，历史不是娱乐；历史的意义是思想的启迪。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绵延不绝的历史感慨证明了隐在胸中的不平之气。心如止水的人可以研究历史，但不会因为历史而沧然涕下。作家转身拈起了历史，目的不是考据订正——他们有更多的话要说。

　　当然，并不是涉入历史的散文一概精彩。相反，许多作家常常被历史的重量拖垮了。摘一些冷僻的史料，发几句众所周知的清议，这是多数历史散文的通用模式。有史料而无史识，跛脚的历史散文比比皆是。他们那里，历史不过一个遥远的事件，思想来自某一本通俗理论著作，叙述人“我”如同中药房里把秤的药剂师：三钱引文，二钱议论，一撮联想，兑入某些伪造的思古幽情，另加比附反讽与卒章点题——这些材料煎熬出来的历史散文犹如不痛不痒的感冒冲剂。我时常任意地翻阅一些刊物，暗中等待一些思深虑远、气盛言精、神采奕奕的历史散文。必须承认，柯平先生的《阴阳脸》令我吃了一惊。《阴阳脸》计一十六篇，多是记述明清一些著名文人的人生。大约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的一个遗憾已经相当强烈——为什么我没能早些发现这一批散文呢？

　　我想首先提到的是《阴阳脸》的叙述。这些历史散文纵横挥洒，同时又针脚细密。不论是龚自珍、郑板桥、沈复还是袁枚、赵孟茬、李渔，作家对于这些骚人墨客的生平、作品以及当时的文学史气氛都相当熟悉。作家不是一字一句地抄录史书，而是按照胸中沟壑裁剪史料，舒卷自如，大开大阖。这些历史散文的叙述语句时常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叙述人的感喟、沉思、想像、猜测、分析、叹息密集地交织在事件的陈述之中，形成了张弛有致的节奏。这既是历史事件的叙述，又是叙述人与历史的持续对话。这种叙述表明，作家已经沉入历史，追抚当年，而不是超然地伫立于历史之外高谈阔论。

　　《阴阳脸》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这一批历史散文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

　　《阴阳脸》之中出场的骚人墨客性格各异。他们多半才高八斗；然而，现今看来，他们身上又有如此明显的人格弱点。龚自珍虚荣地吹嘘自己的艳遇，郑板桥用装腔作势谋利，黄仲则恃才而放纵自己的乖戾，柳亚子自视甚高因而伸手索官，从郭畀到袁宏道皆热衷奔走于达官贵人的门下，吴梅村、赵孟茬终于从前朝遗民到觍颜事敌……总而言之，许多文人的生活都和政治权势发生了复杂的联系。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之中不可回避的重心所在。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传统文人飞蛾扑火般地投入政治权力体系，甚至不惜用一生的艺术声望和人格气节换取一个七品芝麻官？可如果不愿意让安邦治国的良策烂在腹中，那么，除了依附政治权力体系，这一批文人还有什么选择呢？

　　从《阴阳脸》之中的文人形象身上可以发现，政治权势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根据柯平先生的考察，矜才使气、自命风流甚至飘然出世仅仅是这些文人制造的假象；事实上，他们对于权贵的日子垂着三尺长的涎水。即使是金圣叹这种放诞的性格，一旦听到皇帝老儿一句无足轻重的赞语，立即就“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这证明，政治权势的威望深深地蛰伏在这批文人的无意识之中。相对地说，郑板桥更为擅长巧妙地与政治权势周旋。他时而阿谀权贵，当上了一个小官；时而傲视权贵，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这样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形象与性情都截然相反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命。一个世故、轻浮、追名逐利，工于心机。有时，当我面对他全集扉页上那张满脸皱纹，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闪烁的尖脸，心中难免会生这样难以释怀的自我疑惑：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郑板桥呢？”然而，无论是哪一个郑板桥，他的精彩——当然也是他的狡猾——就在于都能够以相宜的方式从政治权势之中获利。

　　的确，阅读《阴阳脸》的时候，我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传统文人飞蛾扑火般地投入政治权力体系，甚至不惜用一生的艺术声望和人格气节换取一个七品芝麻官？在我看来，趋炎附势或者贪欲、虚荣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点。

　　我想，至少必须考虑到《阴阳脸》之中这一批文人面临的社会环境。他们自幼读圣贤书，皓首穷经，孜孜不倦，一方面期待效力于社会，担纲社稷大事，另一方面期待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两方面的成功是传统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势，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报纸和刊物尚未出现，当时的出版行业远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网络。不论是建国方略还是道德理想，他们的理论观念、设想和种种见解只能借助特定的权力体系传播和实践。现代社会，众多职业知识分子寄身于大学。这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势的文化空间。大学是一个思想库，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时常发出独特的声音。然而，无论规模还是机制，传统的书院和私塾远远无法与现代大学相提并论。书院和私塾仅供传统文人和一些同好、弟子交流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他们展示远大抱负的舞台。退居名山，讲经布道，这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如果不愿意让安邦治国的良策烂在腹中，那么，除了依附政治权力体系，这一批文人还有什么选择呢？

　　虽然这一批文人多半是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在他们心目中，文学或者艺术并不是值得献身的至高理想。几笔山水，一手好字，数卷诗集，这些成就与显赫的政治功名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他们说来，艺术声望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以诗人或者艺术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似乎委屈了他们。功德圆满之后吟诗作赋，这是一番雅事；如果把文学和艺术当作主业，那就是玩物丧志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由于这种理想，即使杜甫也会心甘情愿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作家和艺术家是一种独立的身份，一流作家和艺术家的贡献以及声望决不亚于政治家，他们甚至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这是很久以后的观念了。这种观念必须在文学和艺术独立之后才可能得到认可。至少可以从《阴阳脸》之中看到，这一批文人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一大批文人的梦想总是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之中撞得粉碎。他们的才能与权力的运作方式格格不入，还有一些文人——例如袁宏道——不堪官场繁文缛节的拘禁，狼狈出逃。文章憎命达。总之，他们不得不从“兼济”之梦退向“独善”的现实。可以从《阴阳脸》之中看到，所谓的“独善”往往是另一种舒适的隐居生活。不同于北方的天寒地冻，江南文人可以轻易地遁入自然。他们时常飘浮在明镜般的水面，泛舟浮游成了他们人生的某种隐喻。许多文人临水筑园，专注地沉溺于诗画之中。这时，不少文人本能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隐然地保存了某种疏离乃至反抗权力的意味。尽管许多文人心犹不甘，但是，逐出政治权势往往伴随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解放——这甚至是许多文人产生艺术飞跃的原因。这时，他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天命不期而遇。

　　令人感叹的是，市场、消费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格并没有在古代得到充分的发育，封建社会并不是以渐进的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惊天动地的革命和战争更为有力地截断了古老的历史，并且画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

　　《阴阳脸》之中的许多事实证明，许多失势的文人仍然怀有幻想——他们时刻等待朝廷的再度召唤。即使他们去意已决，这种“不合作”成就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名节。他们的“不合作”不会损害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是滔滔的治国宏论还是画在纸上的梅兰竹，这一批文人都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提出质疑。《明朝来信》之中的袁宏道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他竭尽全力逃离宦海，而且在一封长信之中阐述了人生的五大快乐，从感官享受到读书写作，从泛舟漂浮到歌舞宴席。尤为另类的是，上述的快乐散尽千金之后，最后一个人生快乐竟是托钵行乞。这对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理念不啻于莫大的反讽。然而，即使如此，袁宏道仍然不可能正面向权力运行机制进行犀利的挑战。

　　这一批骚人墨客身上有没有可能寄存了某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他们身上是否隐然地体现了未来历史的某种胚芽？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助于考察某些文人的复杂表现——考察他们如何巧妙地使用独特的文化资本，如何利用文化资本与权力体系形成一种隐秘的交换关系，并且如何萌生出另一种人生理念。这个意义上，《阴阳脸》之中的《梅花草堂主人》、《随园食事及其他》、《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三篇引动了我的不少联想。

　　袁枚类似于现今当红的文化明星。袁枚不仅拥有罕见的才赋，更为罕见的是，他从容不迫地将这种才赋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且完全兑现为经济利益。这意味着，袁枚成功地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这种配置之中，仕途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首要的出路。无论是赞许袁枚的通达还是痛诋他的投机、道德沦丧，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袁枚的身世意味深长地逸出了传统文人的模式。他既寄生于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同时又开拓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李渔与袁枚是一丘之貉。李渔对于仕途无所用心。除了戏剧之外，李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享乐主义者。他告别了仕途功名，转身返回自己的家中。他以享乐主义的姿态隐然地解构了圣贤的古训。就《阴阳脸》而言，袁枚和李渔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的历史动向，尽管他们远不是作家最为崇敬的人物。

　　令人感叹的是，袁枚或者李渔所代表的历史动向并没有机会大规模的扩张。市场、消费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封建社会并不是以渐进的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惊天动地的革命和战争更为有力地截断了古老的历史，并且画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胡适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被》成为崭新的文化风景。相形之下，岁寒三友之类的象征空洞陈腐，泛舟江湖的出世之姿软弱无力。即使那些传统文人天分高绝，他们也只能在一个陈旧的框架之中踯躅，找不到真正的突破口。质疑皇权，倡扬民主，唤醒民众推翻黑暗的铁屋子，这只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仅是因为良知或者个人观感而关心民瘼，他们也不仅因为儒家、佛家或者道家的学说节欲自重，修炼人格。个人、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一系列问题都在现代知识——例如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

　　总之，《阴阳脸》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什么叫作历史散文？漫漫的历史风尘和感喟、启迪、思索——这就是了。

　　南　帆

　　图：

　　《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调查》，柯平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