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新书《借我一生》，面对外界的争论，这是一种回应吗？

　　·余秋雨：鲁迅说过，一个人到要自我辩解 的时候，已经很吃亏了。

　　·余秋雨最喜欢的人是谁？什么事让他最难忘？

　　·余秋雨：我的一生不会是我努力的结果。

　　央视《读书时间》栏目近日制作了一期余秋雨的专访，题为《余秋雨的人生记忆》，将于30日晚在央视10套首播。以下是这次访谈的文字内容：

　　《余秋雨的人生记忆》

　　首播：8月30日19：30（央视10套）

　　重播：8月31日10：50（央视10套）

　　余秋雨是著名的学者和散文作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文化苦旅》一直到《行者无疆》，余秋雨的一系列散文在海内外的中文读者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这些散文也被认为是开创了散文写作的一种新格局。在作品畅销的同时，针对余秋雨作品与经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不久前又传出了他即将封笔的说法，我们先来听听余秋雨自己是怎么说的。

　　余秋雨：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是一个写书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走路的人，我在外面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居然拥有了那么多的读者，所以走到一定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应该再写下去了，但是好多读者希望还写一点吧，于是我又写了一点，但是到现在呢，我想请读者原谅，我可能真的不写了，谢谢。

　　今年八月，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面世，这是一部以“记忆文学”标明的作品。余秋雨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也记叙了他几十年来在学术领域和散文创作中的经历，面对外界的种种争议，这本书是一种回应吗？到底是什么人影响了余秋雨的一生？又是什么事最令他难以忘怀呢？

　　《借我一生》向谁借？

　　记者：余先生您的这本新书《借我一生》，在大多数读者看来都觉得这是一本关于您的传记，但是您在书里一开始扉页里面就说了这是一本记忆文学，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概念？为什么强调记忆文学这个概念？

　　余秋雨：因为传记就是很难回避掉很多没有人生感悟价值的一些人生的流水帐，我这儿都全部都没有了，记忆文学一个就是我想，通过我的这个写作能够强调一点，就是有自己的记忆来表述自己对于一个人生过程的感受，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我们的人生是靠别人的眼神，别人的说三道四来组合成的。

　　记者：这本新书《借我一生》，您突出的这个借是借的什么，怎么借？

　　余秋雨：我出生以前，我的爸爸妈妈当时他们都是上海人，他们觉得没法在上海组织个家庭，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实在是生活费用太昂贵了，而且是兵荒马乱，他们就把这个家庭就借住到我们老家去了，于是也为我借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属于农村孩子的童年。然后我爸爸就觉得，光在农村小山村里边来完成他的继续的教育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他要借住在上海，上海对我来说又是借住，也不是我的家乡，我的一生其实是长辈们不断地在向上天，向大地，向空间，借取着什么东西。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虽然走遍那么多地方，我的生命到底属于哪一块地方呢？好像和这个空间的关系，生命和它的关系也是借的关系，那么对每个地方都是借，但是我是借主吗？都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就是剩下的是一个对生命的巨大的一个疑问，或者说是一个探索性的疑问。那么这个就是我这本书的立意了。

　　什么人最影响你？

　　记者：您比较看重就是在下乡的那段生活，您觉得最初的，最基础的东西都是在那儿学来的，那其实那个时候，您是在家乡余姚高低地村，是在那个时候学习？

　　余秋雨：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更大的影响，应该是说是整个村庄。整个村庄没有文化，突然一个上海的年轻的这么一个，我妈妈应该叫少妇，来到了乡下，这时候使得妈妈显得特别特别地重要，她的重要性不在于她个人的品质，是她和这个贫困的村庄的对比，就是在一个没有人识字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个识字的人，在一个不懂得现代文明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个懂得现代文明的人，但她又愿意融入这个世界，我妈妈的这种对比性的存在对我的童年影响非常大。

　　记者：那时候您多大？

　　余秋雨：我想应该是三四岁吧，三四岁就是，妈妈在教，我也像玩一样就学了一些字，所以我印象很深，我刚进学校，我去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每人要写一、二、三、四、上、下这个字，我居然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我就说老师这些字太多了我不高兴写，老师就大吃一惊，你怎么能够写信了，因为我看我妈妈在教人家写字的时候我学会了字，学会了写、画，这样的话呢，这个我相信是两个有文化的女性对这块土地做过一番努力，没想到这个的努力最后成果是在边上不懂事的那个小孩，他倒是比较快地识字了。我现在看着我的非常老的我的母亲她80多岁了，你看上去她已经很木讷，但是我很感动，我觉得在这位老妇人的身上她曾经有过极奇美丽的文化的梦，所以我看到我的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产生我的文化的某种使命感就是她这个梦当然很短暂也很朦胧，但是在我身上有点实现，我也要对得起我的妈妈，所以我的很多事情都和这个有关，好多人就觉得你为什么成为一个比较著名的学者以后你还会和电视接触，你还会用这种比较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文化，那我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母亲的像塑像一般的苍老的脸盘对我不断地提醒，需要我说一些那个大地听得懂的话。

　　我只向父亲忏悔

　　记者：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写得更多的是爸爸，包括您这个文章的一开头就是很主观的就写父亲的去世，包括通篇一直贯穿到结尾。刚才您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父亲的灾难”，这个我们在书里能看到，您在这儿能给我们讲一下他承受的这种灾难吗？

　　余秋雨：他的灾难就是这样，灾难就是完全被所谓大揭发就是在一个，文革当中经常有被几个朋友，有几个不是朋友揭发，完全是捕风捉影地认为他犯了很多政治错误，说了很多错话，其实我在这里非常具体讲了，就是这些后来在平反材料当中发现的，他根本他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那么他就被关起来了。

　　父亲落难的时候，余秋雨正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他对那一幕情景有着清晰的记忆：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父亲很快就失去了自由，对于余秋雨在全家来说，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失去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全家一共有八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六元钱，除去房租，水电煤的最低费用，平均每个人每天只有七分钱，余秋雨开始品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他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所以我当时呢，我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不断地问人家借饭票，我实在饿坏了，那么就借饭票，但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不能把我爸爸（被）打倒的消息在我们学院里边透露出来，为什么不能透露？这是最最难的，透露出来我们学校里造反派就知道我爸爸（被）打倒了，那么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很可能抄家，一抄家的话我祖母怎么办，我就怕的是这个，所以我要装着，这个七分钱的伙食费，我要装着我家里还是有钱，这个特别难，所以我不断地在《文汇报》，我开了一个名单，我说我向这些人借过饭票，我后来向借了饭票最多的那个人，我前几年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他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菜，我们只有两个人。我说我欠了太长时间了，实在是借了很多饭票。我偷偷地知道我妈妈也在悄悄地劳动，就去给人家洗这种钢板铁皮，完全不适合于妇女做的事，她劳动换来一些钱，所以其实我后来知道我妈妈不断地卖家里的东西，所以我妈妈到我们学校来看我的时候，她说阿余，我的小名叫阿余，阿余饿坏了，没东西吃了，没东西吃了，她手上贴着我的手给我两块钱，我当时想的就是又是卖了家里肯定什么不值钱的东西，我家里没什么东西，不值钱的东西换来的，她想给我两块钱，体温贴着我，我就推着她，这个细节我记得非常牢非常牢，她也没有收回我也没有收下来，就是母亲和儿子的手中间夹了两块钱人民币，推了很久很久，在那个一个竹篱笆下面，竹篱笆上有很多喇叭花，这个细节我记得非常非常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我积极地要求快速到农场去劳动，我觉得这是可以自食其力，而且在农场劳动还有津贴，还有当时大概43块钱的津贴，津贴我马上可以带回来可以让家里活命，当时我真是强烈地如饥似渴地要求劳动，这个完全不是夸张，当时觉得当时身体也好，所以我在农场的劳动的劲头特别大就是这个原因，我突然觉得我有机会为家里承担了。

　　理想的破灭

　　记者：那这个叔叔也是您书里的一个人物，写得不多，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对您影响特别大，那我们就从您写的感受到他应该是一个理想的殉道者，这种理解准确吗？

　　余秋雨：非常准确，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就把这个词汇就真的写进去了，是理想的殉道者，就是在解放以前他就产生了革命思维，他严格讲起来就是，他肯定是奔赴革命的地方去的，他果然他一定要到就是长江以北去，他一定要是投奔革命，但没想到他晚了一步，他要投奔的时候解放了，解放以后他就去参加土改，治理淮海就这样的，但是他毫无疑问，他一定要离开上海，因为上海对这个余氏家族损害太大，太瞧不起怕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大的变故，他恨上海，恨上海其实是不公平的，但是他肯定恨上海，他就走了，为了理想。但是他到了安徽以后呢，他觉得一切都不如他理想的那个样子，他其实对上海已经改变看法了，但是他一定要保持距离，我是上海的叛逆者我不能回来，他一直没有回来，尽管他看书看电影都要回到上海，买帖都是到上海来买，但是他一定保持这个距离，一定不能回来，但是他真是没想到，文革灾难一来，他在安徽失去了生命，但是这么一个人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就是他是城市文化的缔造者，城市文化缔造了他，他又叛逆了城市文化，他理想的彼岸不是彼岸，彼岸他没有达到，彼岸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地方在哪里，他始终不知道。

　　余秋雨：这个叔叔死的时候年纪非常轻，我觉得我们对他的理解一直不够，对他的悼念一直不够，我们家的墓碑就是坟墓连在一起，头上第一个是最悲剧的就是殉道者我的叔叔，他觉得《红楼梦》是本好书，我和我的妻子只能在他去世25周年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告诉，我们演了一个《红楼梦》，这里边包含着对我叔叔的悼念，而且上演的时间就是我叔叔去世25周年的日子里。

　　我不会自辩

　　记者：您在书里面包括对一些事情进行一种解释，这个里面也透露着您所要表现出来的这种善良，其实读者都能够感受的到，在您解释这个过程当中，在您出这本书之前就有一个说法，说这本书可能会充满一种辩解。

　　余秋雨：那我不会辩解了，因为要辩解的话我不会用这么隆重的方式来，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辩解是辩解不清楚了，就像我一直在想，比如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怀疑你昨天，在哪个商店里边，可能偷了人家的钱。那么我把口袋翻出来，说这个钱并不是我偷的，是我的薪水，或者这个钱是我妈妈给我的，但是你完全无法证明你这个钱是你的薪水，也完全无法证明这个钱是妈妈给你的，鲁迅讲过，一个人到自我辩解的时候，你已经是非常地吃亏了。

　　记者：那不同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就有不同的感受，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比如有的人觉得这里面有您的无奈，还有觉得是您的一种愤怒，也有人有这种感觉，还有人觉得这里面充满着一种善良的那种光芒，觉得您很宽厚，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读法，您作为一个作者本人，您觉得，其实您最突出的，要突出的那种您自己的那种感受是什么？

　　余秋雨：我比较愿意被他们感受的就是，是一个生命的艰难，一个山村的孩子他生下来各种可能都有，我的小学的全部同学现在都是农民，非常艰难地一步步走，而且我后来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灾难，我希望很多读者如果能够感受的话，是感受我的这个基本的人生的感觉，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可知，只要你本诚着一个善良，而且把这个善良用坚韧的方法走下去的话，这个人生是可以完成的。

　　记者：余先生，那今天关于这本《借我一生》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您来我们《读书时间》作客，谢谢。

　　余秋雨：谢谢你。

　　（人民网北京8月30日讯 整理编辑：文松辉/蔡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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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播：8月30日19：30（央视10套）

　　重播：8月31日10：50（央视10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