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李克杰

　　反方笔者认为，四川省检察机关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不服逮捕权”还是不彻底和不完整的，从人权的角度讲，“不服逮捕权”不应限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应适用于全部逮捕案件。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应该贯穿于全过程，而不仅仅是提起公诉至审判阶段。而“不服逮捕权”从本质上应属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内容和范畴，这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对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权，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一般的口头辩解无法引起相应的法律程序。

　　四川省检察机关赋予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权”，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程序的缺陷和弊端，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体现程序公平和地位平等。但遗憾的是，目前“不服逮捕权”仅适用于检察机关的自侦逮捕案件，而不适用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因此，这一检察改革的意义和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同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多是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也多为各级官员，会不会因此而形成新的官员特权，遭受社会质疑，也是个未知数。

　　（作者系法学副教授）

　　《江南时报》 (2004年08月31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