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

　　文化，对道德的建构有着责无旁贷的社会担当。文化不仅是社会伦理的构成要素和支撑杠杆，而且也是社会道德的构成要素和驱动力量。在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中，文化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环节，并始终发挥着突出的、特殊的重要作用。

　　不论是要为未成年人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抑或是要解决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道德难题，都离不开文化。因为文化的本质是文明，而文明的本质则永远都是知识、智慧、道德，以及有序的社会、崇高的理想、创造性的劳动和大无畏的探求与进取精神。

　　文化的这一本质内容，不仅决定了文化在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决定了文化在道德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人，作为一个自然生命体，唯因其具有文化才使其获得了超越自然生命体的崇高涵义；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生命的自然群落的客观存在，唯因其具有文化才使其获得了有序的衍进能力和丰富的时代意蕴。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文化的意义和作用自当尤其重要、尤其巨大、尤其突出。因为未成年人刚刚步入社会，刚刚开始认识和体验人生，其思想、性格、道德、情操等的形成正处于哺乳期，可塑性很强，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正处于逐渐形成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时候，有无文化的介入和洇渗，有什么样的文化的介入和洇渗，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丹尼尔认为：“良好的道德情操，乐观幽默的品性，面对并克服困难的勇气，自我激励、持之以恒的韧性，关心他人的善良，善于与人相处，把握自己和他人情感的能力”，都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早期性格和道德教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本质上则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只要是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的文化，不管其是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内容出现，最终都是要以其特有的形式转化为智慧与文明，并铸冶成人的先进的思想、刚毅的性格和纯正而崇高的灵魂。

　　文化之所以会在对未成年人实施道德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未成年人那稚嫩而敏捷的意识感应所秉具的天然和接受能力，诚如鲁迅所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另一方面也由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本能的易接受性，特别是当这种天然的接受能力和本能的易接受性发生契合与共振时，文化便会对未成年人的思想、性格和道德的形成与擢升产生强烈的震激和巨大的驱动。文化的易接受性，主要表现在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所采用的形式往往都充满情趣与魅力，特别适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性格特征和接受水平。一如带韵的诗、易唱的歌、神奇的童话与卡通、有趣的电影和电视，以及美奂动人的连环画和虽然虚拟但却亲切的网上聊天等，就都极易与未成年人发生高度的意识沟通与审美契合，当然也就最容易被未成年人所青睐、所接受。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电影，作为一种对人类幼年时期的教育方法，是无与伦比的。”

　　既然文化对于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在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中文化就不仅不能缺位，而且还必须要有承重的担当。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以文化为源流和中介而能动地赋予未成年人以民族精神、高尚人格和优良品德。有了这三样东西，未成年人的道德就有了底线，就有了实现良好发展的前提和进行不断升华的基础。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在民族精神中不仅蕴涵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优良传统，而且也积蓄着高尚情操、坚韧意志和生生不息、探求不止的奋发进取精神。在高尚人格和优良品德中，不仅沉淀着做一个健全的人和优秀的人的基本要素，而且也激扬着人的情感之真诚、襟怀之博大、气节之刚烈与理想之绮丽。一如“天下为公”、“发奋图强”、“锲而不舍”、“刻苦自励”、“崇尚仁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所涵寓的丰富思想和伟大精神，就都是文化的承载和赋予。文化在塑造人的文明灵魂与文明形象时，所使用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材料、形式和方法，就是智慧和道德，而人类的任何文明创造和文明行为，在本质上也就都是智慧和道德紧密结合与共同行动的产物。是的，智慧和道德须臾不可分离。

　　在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中，文化必须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无畏而有为的担当。因为文化本来就赋有向社会弘扬道德的崇高使命和对未成年人进行道德教育的严峻责任。一个时期以来，确有那么一些低庸顽劣的所谓“文化”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和灵魂进行了本不应有的侵袭和渍蚀，并使一些未成年人的道德堤坝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剥落与隳溃。其后果是严重的。必须以文化的材质和文化的方法对之进行及时有效的修补和重建，真正使其成为一道坚不可摧的道德防线。

　　尽管早在1991年及其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已明确规定：文化产品不得有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但是，内容不干净、不健康的文化产品却仍旧不绝如缕地出现在一些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文化市场中。特别是一些内容不健康的文化产品借助互联网加以更便捷而广泛的传播，其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就更快、更大、更深。社会普遍反映，现在的儿童影视、儿童诗、儿童剧和儿童画，不仅数量少，而且缺乏童趣，缺乏生活气息，缺乏艺术吸引力，甚至有的渲染暴力和色情，有的内容俚俗、情节单调、形象苍白，有的场景虚幻、对话无聊、逻辑混乱、故事荒诞，有的胡编滥造、随意“戏说”、篡改历史、移花接木，更有一些所谓的“童谣”，念起来虽然朗朗上口，但内容不是荒唐可笑，就是腐朽不堪，严重地啮噬了未成年人那纯净而稚嫩的思想和心灵。如，有的童谣说：“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烧鹅店，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有的童谣说：“床前明月光，学生睡得香，一觉睡起来，铃儿响叮当”。有的童谣甚至说：“三年级的美女没人追，四年级的帅哥没人陪，五年级的情书满天飞，六年级的鸳鸯成对对”。“考试作弊有绝招，又能偷看又能抄，个个像个韦小宝，捉弄老师有技巧”。如此这般的童谣，反映了一些未成年人的精神恍惚和在情致所至与趣味所求上出现的悖论。其由在于文化，其治也在于文化。应该说，旨在解构经典文化的“戏说风”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是相当普遍的，还在他们进入社会和体味人生的肇始时期，所接触和接受的就是意识的紊乱和行为的失范，就是变形的社会和游戏的人生。这又怎么能不使他们在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上陷入茫茫的雾霭和深深的泥潭呢？这种情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说不是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文化对部分未成年人的缺位所造成的。不同的文化是完全可以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的，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在第一时间切入的文化完全可以先入为主，形成牢固而耐久的文化接受基础，并产生极为深重的影响。

　　鲁迅曾对文艺家们说过：“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因此，“做起来也十分烦难”。不过，即使“十分烦难”，我们也不要厌其烦，誓以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有为、有效的工作，切切实实地做到这件事，做好这件事。因为中国不仅有着占总人口28％的3．67亿未成年人，而且他们还理所当然地代表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31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