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
“年轮”是个矛盾的词，按照字面意思，它应该代表着某种速度，或者对细节的忽略，但实际上，这个词给人非常缓慢的感觉，缓慢到让人联想到马车、烛火以及生命的冬季，后面这些意象非常诗化，在我们的国度，诗总是和某种农耕情绪有关，确实，“年轮”最初的意义来自树木，来自漫长岁月在一个封闭体积内的疯狂运动，这种运动类似于轮子滚过的痕迹，而当我们开始广泛地注视这种运动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力量时，一首诗便诞生了。我甚至觉得所有被称为诗的东西，不过是对“年轮”这种现象的反映和追问，我们可以为它总结出以下特征：封闭的核心、非线形、清晰、变形、对灾难和丰收的双重敏感……
促使我对“年轮”作这么多描述的起因是一本散文集，作者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曾经有过自豪的称呼———“共和国的同龄人”，这种带着政治光荣的集体命名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如果我愿意相信代沟，如果“代沟”说明的是一部分永远不会对另外一部分人发生兴趣并试图理解他们，那么，我在看我的同龄人所写的文章时，我就是在看我们自己的断代史，一种直接塑造和饲养了我们的思想器官的营养，这种营养越来越难以重现了，事实上它也不可能重现，在这个意义上，我又常常会把这本叫做《清唱》的散文集看作某种时代情绪的墓志铭，上面深深地刻着两个字：年轮。
有没有特殊的时代呢？大多数人常常把“文革”十年或者更长的一些历史看成特殊的时代，把活动在里面的我们看成命运不济的人群，这或许是出于政治的、历史的角度考虑，而作为一个直接面对世界本身的写作者，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相对于任何其他的一段时间，另外一段时间必然是不同的，没有普遍性的历史，只有普遍的人性。每一次翻开这本书，都仿佛和我自己曾经的一部分生活相遇，甚至更深入，我就是在书中所揭示的人性基础上继续活着，看这本书我常常想起柏林的一句话：道德上的迟钝是我们准确判断事物的基础，我和崔济哲生命状态最积极的一段时间，绝对是道德感过度敏锐的时代，而一个道德兴奋的时代往往不给人性留下回旋余地，这是最让人感到劳累的事情，《清唱》正是从这种劳累中开始表达善良和爱，美和沧桑———如果单单是这样，我还不感到震动，如果单单是这样，我只能想到我的另外一个同龄人所表达的粗浅口号：青春无悔。事实上，人生过程在任何一个个体身上都展现出足够的丰富性和残酷性。这不是悔恨不悔恨的问题，而应该站在空气的深处，光的尽头来打量我们年过半百的生命，只有站在这里，才靠近了“年轮”哲学：万千荣辱在我们的时间和身上碾过，它也在一切人、一切时间那里碾过。我们的梦与怒、痛苦与呼救都将成为尘土的一部分，但这是光荣的尘土，是漠漠年轮永恒的回声和抵抗。
我珍视《清唱》赠给我的朴素思想，正因为它是诗性的，普遍性的，同时也是拒绝浪漫化的升华的，在作者清点他一生所注视和聆听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的时候，情境非常具体，言语极度克制，这同样是某种代际特征，我们这一代人犹如离开熔炉的铁水，见识过最惨痛的煎熬，这煎熬至今还在我们坚定而恒温的内心中起作用，我们已经开始对往事着迷，并利用回忆的长镜头和分析的钝剪刀来确定自己的情感方式了，《清唱》的第一部分是对作者父亲的追述，这种追述在客观性的后面隔着隐隐惊雷，它永远不会爆炸，不会体现为今天的流行语态，我们在最适当的年龄被剥夺了说“我爱你”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并未消失，在更长也更深重的承当中，它化为“难言的恩情”，丈量着父子两代人之间的心灵距离。
这种丈量在我和已经离世的父亲之间也一再出现，当我再次诵读崔济哲的这一部分文字时，我感到深深的紧张和欣慰，并为辽远的人类情感流下泪来。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31日 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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