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8月25日报道，由于全国闻名的马德卖官案涉案干部较多，纪检监察部门感到了压力：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瘫痪，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于是绥化市纪检委提出对策：“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切实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端正一方风气。”
“抓大放小”是一个哲学术语，是“重点论”的另一种表述。我们知道，矛盾有主
次之分，主要矛盾对事物发展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而次要矛盾是对主要矛盾的补充。为此，我们应分清主次，学会“抓大放小”。它强调的是突出主要矛盾，学会抓重点、抓关键并兼顾其他。同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放弃次要矛盾，只要条件成熟，次要矛盾也有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
把“抓大放小”的矛盾方法论用到惩治贪污腐败上，笔者认为也未尝不可。因为反腐本身就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只有先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事态的发展。先处理一些腐败比较严重的官员，因为他们手上握着重权，处理了他们，更能起到端正官场风气的作用；然后再处理腐败较轻的官员。但“抓大放小”决不是指只抓大贪污不抓小贪污，否则这样片面的理解，容易犯“一点论”的毛病。
报道指出，如在对行贿者的处理上，因为行贿者众多，有关部门作出决定：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
在马德案件中，5万元确实不算大数目，与马德住一个星期医院就收240万元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以5万元为界限，只处理5万元以上的，对5万元以下的不追究责任，担心“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瘫痪，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却片面地理解了“抓大放小”。他们就不担心，待到条件成熟，小贪污变成了大贪污？那样，情况将会更糟。“抓大放小”是先抓大后抓小，先把主要矛盾解决好再来解决次要矛盾，如果真要把次要矛盾放下，也只能是暂时的“放”，而不是永远的放。
我国《刑法》第383条对犯贪污罪规定的最低刑事处罚数额是五千元；挪用公款最低处罚起点是1万至3万元。对索贿罪规定，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利益，都构成犯罪。依据这一条，也不能仅凭“有关部门”的规定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刑。
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是从法律规定上来讲，绥化市在处理贪污腐败上坚持“抓大放小”原则，绝对不是良策。
